南汉山城

朝鲜称清朝为蛮夷，以儒家圈的清高看不起清朝。

本来就打不过，还自己以为很厉害，就是放不下架子。

动不动，就说别人丧权辱国，要砍头谢罪。

到最后还不是投降了。

历史转了个圈，1840年，清朝也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以为自己学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觉得西洋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

结果还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地求和。

不过比朝鲜干脆些。

历史让清朝由施害者成为受害者。

弱国无外交。

这是不变的真理！

但磕头真是需要勇气的。

不知道道光皇帝下地府怎么面对自己那威风凛凛的祖先皇太极？

朝廷上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加上随风倒的投机派，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谁对谁错，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路是否行得通。

主和派追求的是，国家和民族活下去的希望。

主战派追求的是民族的尊严。

很多事情扯到民族大义就很容易给人戴高帽，甚至成为借刀杀人的好借口。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在乎高高在上的大人国王是谁，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吃饱穿暖地活下去。

百姓心中有杆秤，丈量着天地的良心，官员的良心，国王的良心。

当几百年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负了整个民族的骂声。

不知他是否知道几百年前的朝鲜也有个吏判为了整个国家而自己甘愿成为千古罪人。

李鸿章还得想想甲午海战，自己一味避战是否正确呢？

朝堂上一片争吵声，又能指出条明路？

不过是历史的车轮在倒车。

战与和，生与死，永远是辨不清的哲学问题。

历史会给一个国家投骰子的机会，开大开小，若干年后，还有再来的机会。

（现在韩国还是很发达的）可是对个人来说，骰子只有一次。

所以请珍惜自己的命，珍惜别人的命。

7.8分。

这场战争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中间挣扎了一下还是失败了。

题材有限，导演发挥不出来，一直在拖剧情。

一个本来就注定结果的故事，剧情太拖沓，不过导演很用心的去拍。

演技没得说。

140分钟太长了，这个故事本来就没什么观赏性，看起来很焖，如果不超115分钟左右我会给8.0分。

虽然没有拿影帝，但所有人的表演都可以堪称古装剧教科书级别的。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

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

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

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

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

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

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

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

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

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

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

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

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

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

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

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

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

《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

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

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

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

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

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

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

”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

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

对曰：彼不肯许云。

曰：人将尽死矣。

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

”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

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

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

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

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

”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

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

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

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

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

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

”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

“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

”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

汝忍为此耶？

”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

“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

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

”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

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

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

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

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

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

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

”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

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

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

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

”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

盖出于不得已也”。

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

”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

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

”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

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

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

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

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

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

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

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

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

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

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

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

”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

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

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

”金鎏听后默然无语。

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

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

”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

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

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

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

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

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

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

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

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

不觉泪下。

”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

“成王”与“败寇”：从《双面君王》到《南汉山城》看历史的重塑 文 和运超多数影迷都知道，韩国现实影片以敢于批评著称，其实他们的古装电影也有不少类似内容。

2012年的《双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汉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们历史上的明末，正逢辽东地区清朝崛起，李氏朝鲜夹在两者之间。

这两部影片都由李秉宪主演，都有非常大的争议，也都和我们的明清两代交替有关。

先不谈对错，恰恰这种争议也再次证明韩国电影敢于表现的活力和勇气。

本文想特意借此谈谈影片对待历史的争议，也尝试探讨韩国电影对历史主题的挖掘和诠释。

双面君王海报《双面君王》悖论：既成为“王”更成为“人”《双面君王》对历史上光海君李珲的演绎自然没有完全基于史实。

史料《光海君日志》号称留下有十五天时间空白疑点，影片虚构一个替身，毕竟是小说野史的论调，迎合今天的商业娱乐手法。

大体上《双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实，不过把好坏一分为二，貌似巧妙转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两个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认为光海君比较暴戾，主要根源于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长子。

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给过他世子名分只出于暂时推他出来对付倭寇。

可宣祖根本不喜欢这个庶出儿子，还娶了年轻的继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对光海君的继承产生威胁。

由于光海君继位非常艰难，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纷争，所以就唯有运用严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评，当今韩国民众对逃跑避难，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认为是无能。

所以《李尸朝鲜》中，把带有宣祖影子的王写成死后被炮制成怪物，摆明是尖锐地讽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变一些传统旧制，像虚构的替身河善是底层贱民，折射出光海君会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机，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巩固王位的一种内在动力。

如今韩国电影大量故事聚焦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像《寄生虫》也非常突出划分了资本家新贵族与底层平民的尖锐差异，片中传神流露一种轻视——气味。

也许并非有意，宛如社会习俗一样自然而然，形象区分出不同阶层的身份隔阂。

放在古装片中就是更加明显的出身对比。

《双面君王》中，设计替身这一套路将权贵和贱民两种身份进行缝合。

贱民河善一开始确实低俗，混迹妓院，轻薄无赖，靠着一张“脸”和善模仿混饭吃，像侍卫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历史上光海君李珲没有正式登位时，敌意最大的领议政是柳永庆。

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尽管并非来自同一家族。

电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大臣们正在议论要废除中殿。

历史上柳氏与光海君关系始终不大好，光海君更爱金氏片中虚构冒牌货河善修复了王与中殿（韩孝周饰演）的关系。

冒牌光海君渴望与柳氏拉近关系，努力营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奋）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节。

历史上光海君喜爱的是金氏（号称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厌恶柳氏家族势力庞大，中殿柳氏确实遭到废黜，两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夭折。

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凄凉，并没有与光海君有和好的迹象。

关于感情生活的种种虚构可以算从平民视角窥探宫廷男女关系的喜剧化处理，多少已经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宠爱奸妃，抛弃原配的渣男行为。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对明朝的态度，不论电影还是真实历史都争议很大。

虽然光海君抗倭时的表现得到明朝赞许，但他的继位，明朝这边却意见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

万历朱翊钧在立太子问题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长子，这一点朱翊钧又倾向朝鲜立长子，光海君对明朝自然就有不满，这还仅仅是表面的。

还有更严峻的事情刺激光海君。

当时一度传出，既然朝鲜大臣对光海君继位产生有争执，身在辽东的大将李成梁建议由明军直接占据，改设郡县。

因为刚赶走倭寇，他们为此纷争，光海君似乎没有坐稳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这种比较过火的建议。

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丽朝鲜，非常熟悉那边民情。

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虽然功劳不小，但滋生贪婪、自大等种种问题，不论对蒙古、女真还是朝鲜，传出过努尔哈赤兄弟当家奴服侍过李成梁，并不是事实。

但传说有一定根据，他们一家出于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谓觉昌安父子等为明军当向导，反被误伤死于非命，为努尔哈赤后来著名的七大恨之一。

边疆大将多数对其他部族盛气凌人，造成努尔哈赤对父亲、族人的死记恨于心，这的确有因有果。

类似，明方对朝鲜自然也半斤八两。

后期朝鲜使臣入贡记录见闻的《朝天录》已经细致写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败。

今天不少人觉得朝鲜使臣有夸张，其实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数人对前往中华是一生梦想，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其中一位来过京师的使臣就是《南汉山城》里与崔鸣吉对立的金尚宪。

他们能与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对话的少，通过书写毫无障碍（史书称笔谈）。

后期的朝鲜使臣过边关需要贿赂一次，到了北京觐见更是层层贿赂。

自古以来入贡行贿可说是惯例，但后期盘剥层层叠加，令使臣十分震惊。

万历年间从皇帝到下级官吏，从北京派出所谓税监引出民间许多风波，见于《明神宗实录》《明史》和众多笔记史料，上下敛财把情况搞得一团糟也是客观事实。

光海君日记也属于李朝实录之一打响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近六十，纵横关外四十年。

已有漠南科尔沁部、漠北喀尔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

明朝下令朝鲜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过《光海君日记》可以看到，商讨出兵，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辽东都司，给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释，明显不愿参战，只愿意做一种防备朝鲜边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设计围攻对付建州女真时并没有考虑朝鲜，辽东经略熊廷弼建议让朝鲜出兵，因为他们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扰，趁此机会派遣使臣驻守义州等地招抚流民，整合边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认可。

这就是《双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听到一堆对朝鲜指手画脚的要求，非常激动地抗拒，深感毫无自主的尊严。

还有一层情况是，明方知道朝鲜兵力少，但装备不差，鸟枪和各类火器比较多（从各种韩国古装片都看得出来），而明军调集兵力出关是大难题，如刘綎是从四川万里迢迢赶赴辽东。

所以，明朝对朝鲜，包括叶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骑兵等协同作战比较看重，甚至以为就此一劳永逸解决建州女真。

老将刘綎多年领导川军，参加过两次朝鲜抗倭战事，凭借其威望可以带领朝鲜军作战。

可结果刘綎的一万多川兵伤亡殆尽，而朝鲜军却没有及时与刘綎形成配合。

关于朝鲜参加萨尔浒之战，说法很多。

普遍认为是朝鲜军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动迟缓，甚至不越界（所谓防御性声援）避开战斗，拖延了汇合时机，造成刘綎一部的失败。

更暗黑的说法是，光海君在派军前已表示让将士准备投降。

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觉是，刘綎部先被消灭后，女真兵再包围迟到的朝鲜军，当时朝鲜军内部分歧，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首得知明军败绩，感到不敌，于是投敌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较多火器火炮。

尽管《双面君王》电影没有表现这一战役，但这一幕背景却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动，对明朝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真正的王哪怕再窝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牺牲都会去做，这才是王的责任和使命。

然后他主动给努尔哈赤发出书信告知朝鲜是被迫出兵，许均等一众大臣对这个冒牌货产生巨大敬意，好像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点。

到底真正的王应该如何行使手中职权？

电影已经脱离史实，却表达出了艺术化的观点，当然，这是非常难让我们观众接受的一点。

实际光海君是一个不愿与任何一方敌对的王，当时朝鲜刚经历两次抗倭，光海君倾向于恢复生计，被视为“泽民”的君王。

如片中还有推行大同法，这有事实依据，但电影表现的也并非事实全部。

就是通过塑造一个艺术化的王，实现编剧导演对历史的一次“重塑”，让今天观众重新接受历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常与朝鲜联系，让他们不要帮助明军。

萨尔浒作战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贿赂，史称送珍贵毛皮物产多达千份。

光海君虽对明朝不大积极，也没有决定背叛。

有迹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对明朝的战术部署不看好。

显然今天的观点早已公认这一计划有漏洞，缺乏灵活性，留给努尔哈赤可趁之机。

明朝以步军为主，还分散兵力试图合围，又在辽东山林作战，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是过于死读兵法想出的计划。

光海君解释“以不教弱卒，趋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也出于客观事实。

更要紧的是，实际参加萨尔浒之战，朝鲜将士并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军作战的绝非少数。

虽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将率部投降，但左营将金应河、右营将李一元等其他将领士卒很多积极迎战。

还有云山郡守李继宗、永柔县令李有吉、右营千总金尧卿、吴稷、左营千总金佐龙等，很多人都英勇牺牲。

即便主将投降，跟随的不少出身两班士族的将士还对屈服建州不满，又被杀掉数百人。

朝鲜备边司对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耻辱，认为“人臣大义，扫地尽矣。

”光海君为了安抚上下，也对姜弘立、金景瑞等进行罢官谴责。

明朝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主将杨镐，对朝鲜出兵和英勇作战进行积极肯定。

但我们过于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视朝鲜军积极迎战的另外一面，实际牺牲的与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复杂矛盾的。

《双面君王》用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演绎光海君，是一种戏剧化的简化认知。

编导主创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场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视普通人生命，这是今天韩国影视寻求市场接受基础的主流观点。

河善这个贱民做出的大胆举动，他并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连许均这样的传统大臣都被河善感动，唯有一切事务的出发点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为“王”的品质。

尽管这些内容让我们的观众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塑造。

像号称《思悼》续集的《逆鳞》，也通过正祖李算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再解读进行主题表达，都试图强调平民价值观，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贵的真正立足点，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过度解读”，恰恰相对容易被今天观众所接受。

南汉山城海报《南汉山城》的反思：对“投降”立场的改写《南汉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军，背弃原来宗主明朝，归顺新主清朝，还奉上质子，接受年年纳贡的条约。

他们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需要找到依据说服自己和说服臣下，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想要做正面宣传简直不可思议。

笔者唯一想到能够参照的恐怕要数同样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尤其以曾为文坛宗主的钱谦益最为典型。

论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钱谦益更甚的也许唯有一个吴三桂了。

钱谦益后来被乾隆钦定为贰臣，他的确为了弥补投降的悔恨参与过抗击清军，假如不清楚钱谦益处境感到的压力和弥补，就无法理解对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纠结所在。

《南汉山城》主角正是与钱谦益同属文人士大夫的崔鸣吉，由李秉宪饰演。

与金瑬（片中大胡子领议政，指挥北门之战害死许多士卒）、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李兴立、具宏、沈命世等，为拥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

他是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处事以良知为宗旨。

换句话说崔鸣吉好务实，不是空谈儒家的那种人。

在明代儒学领域，阳明心学的盛行本就是饱受争议的逆流，这对理解崔鸣吉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从史实来说，崔鸣吉说服仁祖李倧投降，与《双面君王》中光海君的争议又有不同。

多数韩国人对他的才干都比较公认，他死后，李倧“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见《仁祖实录》）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劳。

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还谈到：“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众多文人士大夫，对于前途抉择的两难非常真切。

很多人选择死，很多人选择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奈之下终归选择顺从，虽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但一旦做出决定，能够释然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大势所趋，并没有太多批评。

古人并不过分鄙视所谓良臣择主，比如名著《三国》《水浒》，有各种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属正面评价。

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内心反复，如勇猛无双的吕布就定义为小人；二是主动出卖，对官渡之战时许攸背主，张松带着西川地图到处找机会卖主就持批评立场。

明末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遗民，但对身边朋友亲戚子侄选择出仕清朝，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

像屈大均起初一门心思参加反抗，最后失败返乡，对广东的清方官员也热心交往。

那些官员可以说都了解屈大均的态度，可没有人举报他心怀前明。

实际钱谦益还是屈大均的文学伯乐，对其才华有过推广，屈大均内心对钱谦益非常敬重，恰恰钱谦益的行为是糟糕的“主动出卖”。

他既是文坛宗主，又是弘光朝礼部尚书，他居然主动谋划投降，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影响非常大。

连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无比，与陈子龙、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众多文士豪杰天壤之别，有门生情谊的屈大均恰恰也属于后者之一。

钱谦益过后非常羞愧，他的纠结比因恐惧而投降的吴伟业更强烈。

两人差异正在于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

钱谦益急于补救自己的耻辱（正如吴三桂后来又主动背叛自立，尽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吴伟业诗歌《圆圆曲》所写冲动和主动），渴望有同道中人与他的悔恨相“呼应”。

当时卞玉京在南京被钱谦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钱柳试图让吴伟业与卞玉京重逢。

顺治七年（1650）邀吴伟业做客，卞玉京没有相见。

次年，两人在太仓吴伟业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两人没有再续前缘。

吴伟业前后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感伤，如著名的《琴河感旧四首》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偏偏钱谦益为吴伟业的诗词强作注解，号称“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妙笔生花，写《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对《琴河感旧四首》进行唱和（见《牧斋有学集卷四》），还写序认为吴伟业堪比李商隐无题诗隐含时事，“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

”

钱谦益强行注入故国悲情的思想至今还影响许多人。

吴伟业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当面不好驳斥钱谦益一番撮合美意，后来写《梅村诗话》专门对几首关于卞玉京诗词特地澄清：“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同为诗文高手，吴伟业一句“借余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钱谦益唱和的真实用意。

丁功谊等研究者就认为，原本钱谦益感到后悔时一度拒绝创作，仅与柳如是有几首男欢女爱的诗歌。

因是久违之作，让一些朋友称道他从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种深沉感慨。

钱谦益敏锐发现这一突破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诗文创作中重塑自己。

钱谦益婉转表达对弘光的失望以及种种苦心，可这是“虚构的艺术”。

尽管钱谦益在柳如是等亲友鼓励下确实参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与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点是他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卧薪尝胆”，这与真实的过去完全不符。

钱谦益在弘光一年里基本附和阮大铖、马士英等辈，尤其为皇帝选淑女积极奔走。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从扬州南下，钱谦益与马士英、王铎已经商议求和。

让李乔等公开制造舆论（可见《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笔记》载，钱谦益明白透露“此时唯有向小朝廷谏言议和”，朝野一片哗然。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

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历史上的崔鸣吉画像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

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

《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

……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 （见《仁祖实录》）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

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

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

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

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

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

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

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

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

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

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

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

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

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片中皇太极等清方人物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

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

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

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

”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

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崔鸣吉的诗文迟川集论初衷而言，不论李倧还是崔鸣吉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朝鲜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谅解。

当时辽东经略是洪承畴，崔鸣吉帮过一个僧人独步回明朝，就让他递交咨文给洪承畴希望在朝廷方面帮忙解释。

崔鸣吉苦等消息也有诗文为证：“张骞槎路仍多阻，徐市楼船久不还，易被秋风欺白发，难从仟龟借红颜，年来无限伤心事，穷巷苍苔独掩关。

”（见《怀仟词》）心情复杂可能是事实。

不久，洪承畴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鸣吉带去咨文一事，让皇太极对朝鲜大臣的归顺心生猜疑，就有了羁押审问一事，时间长达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孙子崔锡鼎（著名的理学家和数学家）所写《先祖行状》记录是僧人独步联系洪承畴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

如《东华录》所言就严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鸣吉与兵马使将领林庆业为主谋，与明方一直往来船只，暗中涉及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所以皇太极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个僧人联系洪承畴那么简单。

正因为崔鸣吉确实内心对明清之间也有过反复，所以像金尚宪那么固执，后来也渐渐接受崔鸣吉。

这三四年里，崔鸣吉与金尚宪、李敬舆唱和多达250多首，占生平诗歌一半，足见当时他的郁闷和反思。

后世公认崔鸣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兴》《赴成都韵》《曲江》《咏怀》等许多同调模拟之作。

与钱谦益“以诗存史”的老杜情怀极为相似，绝不是巧合。

崔鸣吉大肆称颂苏武、廉颇、蔺相如等义士豪杰为自己重谱心曲，婉转在诗歌中表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种种，为后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诣的一份最有利的证据。

这一方式也与钱谦益后期所为完全一致。

电影《南汉山城》正是抓住历史上崔鸣吉这一人物的弹性，他已经有大量诗文史料“改写”了自己鼓动仁祖投降的动机，顺带对仁祖李倧的投降进行大胆重塑，把宗庙与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换。

当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带保全了百姓，这的确是事实，但初心目的和后果成效却不能等同。

历史是微妙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的厉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苍生绑在一起。

他们之所以为王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统治百姓巧妙说成护佑子民么？

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绑，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尔等性命才不得已而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多么阿Q，多么虚伪的幌子！

《南汉山城》这种立场转换和《双面君王》等许多影视一样，统统把历史的切入变为普通平民视角。

《双面君王》通过冒牌光海君的贱民出身，自然内心代表平民，在纠结中产生对明朝不满，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诠释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义；到《南汉山城》就更进一步，哪怕兵临城下选择对清军投降也同样诠释为君王爱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种对“败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的出发点多少都有一些依据，但无一不是经过严重夸大和有意识地处理，带着后人和今天“过度解读”的想当然。

从艺术表达和观众接受层面，由于出色的戏剧技巧，他们的电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今天许多不大了解历史的观众重新认识历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从我们国内观众的角度，历来对韩国电影呈现中华历史一直有诸多意见，这一点确实源自从高丽新罗到朝鲜长期附属他人，压抑太久需要释放，往往过犹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态。

正如笔者专门提到钱谦益，他确实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学层面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

韩国电影人今天对历史的重塑也同样非常成功，不论娱乐化的包装技巧，还是挖掘主题阐发抑或人物塑造实际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

2020年3月

丙子主和“丙子胡乱”爆发后，皇太极亲征朝鲜，清兵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很快攻陷了汉城。

朝鲜仁祖、昭显世子及诸大臣躲进南汉山城避难。

此前“崔鸣吉请赴虏阵以观变，遂遣鸣吉请成于虏，以缓其师”[6] ，使朝鲜得以有喘息之机。

在清军围城打援、南汉山城岌岌可危的状况下，朝鲜政府内部迅速分化为以吏曹判书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和礼曹判书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两派对立尖锐，围绕是否讲和的问题争执不休。

崔鸣吉主张再次议和，并多次往返敌营谈判，同时与“斥和派”展开激烈论争。

崔鸣吉对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予以批评，认为其出于爱国而主战固然可以理解，但立足于山城实状，国家朝不保夕，战无可守之兵，君臣陷于一片孤城，此时再高呼“与其讲和而存，无宁守义而亡”，实在不适时宜。

守义而亡，“乃人臣守节之言；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7] 以宗庙社稷存亡博取不义之名节，此时实属祸国殃民之举。

国家危难当头，不从实际出发，空唱高调实为欺世盗名之举，必会毁灭国家。

因此崔鸣吉提出了“存宗社”的主张。

到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派多尔衮率清军攻破江华岛，俘获王妃、大君、大臣等二百余人，仁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应清朝要求，由崔鸣吉等人缚送斥和之人乞和投降。

此时“主和派”和“斥和派”之间又因答书格式问题引发争论，“金尚宪以为答书之定式，不可轻议，遂力争之”。

[8] 之后几番答书，此类冲突亦屡见不鲜。

崔鸣吉数次撰写国书，其中多卑谄之辞，为“斥和派”所不容，金尚宪更是“见其书，痛哭而裂破之”。

[9] 崔鸣吉的孙子崔锡鼎在《先祖领议政完城府院君文忠公行状》中记载“始讲和事，清阴金公尚宪于庙堂裂和书痛哭。

公笑而拾之曰：‘朝廷须有裂坏此书之人，而如我者亦不可无也。

’清阴以为王若出城，则恐有青城之行，诸臣亦以此为忧。

公以为虏人之侵我，非爱我土地，其意正在于和，断无意外之变，不思缓祸，徒事泄泄，则一朝城陷，上下鱼肉，孰与不失此机图存宗社乎？

”[1] 可见崔鸣吉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因此确保了国家的存续。

崔鸣吉得到仁祖的支持，在与清朝的几番交涉之后，终于在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三十日仁祖出城向皇太极投降、达成了所谓“三田渡盟约”。

至此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

崔鸣吉在事后对仁祖的上疏中回忆道：“南汉之役，孤城守围四十余日，中外不通，命脉断绝。

内而守堞将士冻馁垂死，外而八路援兵相继溃败，城中见粮不支旬日，而江都败报忽至，俄顷之间，军情汹汹，不测之变，迫在目前，当此之时，智者无所用其智，勇者无所施其勇。

使殿下胶守匹夫之节，则宗社必亡，生灵必尽。

幸而天启渊衷，幡然省悟，纳庙堂之议，循舆人之愿，一日之内，危机立变。

宗社得以延其血食，生灵得以免于鱼肉。

”[10] 崔鸣吉虽然因为主和而遭到唾骂，而且也使朝鲜蒙受耻辱，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为保全宗社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而且崔鸣吉主和并非其个人的懦弱使然，也不是因为他是亲清派，在之后他被拘押清朝的过程中，就充分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

赴清被拘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二日，皇太极回师。

当月，崔鸣吉撰《移陈都督咨》向原宗主国明朝详细报告“丙子胡乱”之经过，以及朝鲜被迫投降称臣等情况，并阐述了“危机才脱，祸端未已；心在必东，势难自拔”的苦衷。

[11] 后来他为了把这篇咨文转交给明朝，费尽周折。

史载：“戊寅（1638）秋，林庆业为平安兵使，江边逻卒得一僧，其名独步，本以我人，丙子以事往椵岛（皮岛），因乱不得还，转入中国，留洪军门承畴幕府，为诇东事出来者也。

庆业即报于公，公使之津遣辇下。

至则招见与之语，为人慷慨善词令，可托以事。

于是公与机密宰臣议，具奏闻附诸独步，由水路入送中国，而别构一咨，抵洪军门。

”[1] 崔鸣吉为其送行时有《赠独步》一绝：“秋入园林万叶鸣，鬓华如雪镜中明。

向来无限关心事，都付山人一锡轻。

”[12] 丙子胡乱后，崔鸣吉获得了仁祖的信任，于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拜相，被任命为右议政，后移拜左议政，次年九月擢为领议政。

其间曾多次出使沈阳，负责对清交涉。

当时清朝要求朝鲜出兵协助攻打明朝，崔鸣吉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助兵之请，决不可从”[13] ，经过他与清朝的反复交涉与争论，终于使征兵一事暂时作罢，同时又在沈阳赎回780多名朝鲜人回到祖国。

[14] 以上事例说明崔鸣吉并非亲清派，也为维护朝鲜的利益尽力周旋。

而其“送僧独步”、“潜通明朝”也为其后来羁押清朝埋下祸根。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崔鸣吉因事被罢免了领相之职，退居衿川村舍。

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再度被起用为领议政。

不久之后，其密通明朝的事实就东窗事发了。

当时清军在松锦大战中战胜明军，俘明军主帅洪承畴，洪承畴投诚满清，并将包括朝鲜送僧潜通明朝等情报全盘招供。

于是清朝于这年十月诘责朝鲜私通明朝之事，崔鸣吉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随即被清朝押往盛京（今沈阳）拘禁[15] ，并遭到清人审讯。

[16] 崔鸣吉在沈阳期间，先被监禁于北馆，次年四月移至南馆，待遇稍好，顺治元年（1644年）由于昭显世子随清军入关，故移居沈阳世子馆，顺治二年（1645年）春回国。

当时“鸣吉凡事皆自担当，清人亟称其胆大”。

[17] 在羁押沈阳期间，崔鸣吉与他的死对头、同样被押赴清朝的金尚宪住在一起，他们二人酬唱诗歌，互相表达了对丙子胡乱时对方言行的理解。

比如他们在一组歌咏中国历史人物的诗歌中，崔鸣吉以《廉蔺》为题目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崔鸣吉著作《迟川集》崔鸣吉著作《迟川集》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道：“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崔鸣吉《鲁连》：“玉貌邯郸困战尘，空言争救帝强秦。

至今东海连天碧，清节犹能起后人。

”金尚宪《次韵》：“月晕孤城昼暗尘，邯郸朝暮且降秦。

当时不有先生议，羞杀千秋万古人。

”[18] 虽为咏史，却是影射朝鲜现实，金尚宪以负荆请罪的廉颇自况，而崔鸣吉则称赞金尚宪为义不帝秦的鲁连。

可见当时主和和斥和两派领袖已在沈阳达成了谅解。

此外，在被拘沈阳的3年时间中，崔鸣吉还以大量笔墨歌咏汉朝的苏武，这在他当时留下的诗篇中比比皆是。

在被囚北馆时，写道：“黄霸尚书良独苦，苏卿汉节且相依。

”移居南馆时，则有“苏卿汉节身全老，蔡女胡茄恨独长”之句，移居世子馆时，又赋诗“羁滞西河岁月频，看羊苏武是前身”，这些诗句也是说是崔鸣吉被拘沈阳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清朝将入质的昭显世子及崔鸣吉、金尚宪等公卿送还朝鲜。

崔鸣吉归国后以完城府院君的身份参与朝政，两年后（1647年）五月十七日病卒，享年六十二岁，谥号“文忠”。

历史评价编辑崔鸣吉去世后，朝鲜史家对他的盖棺定论是：“ 鸣吉为人机警多权数，自负其才，尝有担当世务之志，而光海时摈不用。

及反正，协赞大计，鸣吉之功居多，遂录靖社元勋，不数年超至卿相，而力主追崇（指追尊仁祖之父定远大院君为朝鲜元宗）、乞和之论，为清议所弃。

山城之变，胁送斥和之臣，以逞私憾。

还都之后，引用匪人，倾轧士类，人皆以小人目之。

然凡有缓急，直前不避，临事剖析，人无能及，亦可谓救时之相也。

既卒，上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19] 从这段“卒记”可知，朝鲜清流士大夫在当时是很看不起崔鸣吉的，将其视为“小人”，而他最大的“污点”则是主和，实际上在丙子胡乱时就不断有人上疏要求以误国之罪处斩崔鸣吉。

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崔鸣吉的才能。

不过从历史来考察，崔鸣吉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务实主和，成为恢复和平与延续国运的关键人物，这点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时人所论：“（崔迟川）丙、丁主和，世人多攻之，而但为清阴（斥和派领袖金尚宪的号）则易，为迟川则难；清阴则举世当有多人，迟川则只一人而已。

”[20]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的朝鲜士大夫和史家普遍对崔鸣吉持宽容态度。

比如这从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的对话可以看出：“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21] 即肯定了崔鸣吉“存宗社”之功。

朝鲜近代文学家金泽荣则认为：“……使朝鲜有李舜臣、权栗诸人，何忧御之之无策？

呜呼！

仁祖之世，上距李、权之时不过数十年，而人物衰堕，犹若天壤，无一人能免其君于臣仆之辱者。

若崔鸣吉者，虽不污至于秦桧卖国之为，而其视前人，岂不颡有疵也哉！

”[22] 他虽然对崔鸣吉主和表示理解，但认为他比起李舜臣等前人还是有瑕疵的。

崔鸣吉书法很不错，工于董其昌体。

他还独修阳明学（心学），与其友张维志同道合。

不过据说晚年又放弃了阳明学。

[23] 不管怎样，崔鸣吉可以说是朝鲜阳明学的拓荒者。

金尚宪，似乎不是用剑自杀的，而且他自杀也没成功。

吹央视版三国演义的人文主义在我看来是屎里找金针菇，王扶林是一个匠人但不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导演，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就应该扫进历史垃圾堆，再怎么雕琢加工无非是屎上雕花，真正有现代价值的历史作品就是南汉山城那样的。

在烙钟还在把皇帝大臣分为明君昏君贤臣奸臣，还在拷打谯周秦桧的时候，南汉山城就已经能写一个没有反派没有奸臣的故事了——皇帝是能听建议也不残忍弑杀，也愿意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皇帝，朝堂上的官员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也都是为了国家可以舍生忘死的忠臣，可是为什么最后还是亡国了呢？

因为皇权的存在就注定走入困境，就注定亡国。

金允石演的主战派最后选择自杀，不是因为国家亡了，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未来，他是死于对制度的失望与愧疚——这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思考，而非意淫一个仁君贤相再给他们抹脂涂粉，这种情节最终的归宿是培养一群喜欢迷人老祖的皇汉老保。

南汉山城另一个值得称道，也是最打脸三国演义等一系列作品的，正是它的人文关怀。

即使是央三所谓的人文关怀也是可笑虚伪的，满口仁义道德的主角口口声声复兴汉室，斥责别人的语句也是篡汉的逆贼。

可问题是皇权的存在就是剥削，更何况汉末是一个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时代，请问这样一个朝代为什么值得复兴？

为什么颠覆了这个朝代的人就要被打上篡汉的恶名？

看到后面更要问凭什么你们军阀黑社会争地盘要让老百姓替你们当北伐的炮灰？

主角口中的义理的代价是什么？

什么是国什么是民，这些东西完全是被编剧回避的，而南汉山城就是在讨论这些东西。

有两个情节写得极好，一是一开始金允石碰到了一个朝鲜的带路党(literally带路党)金允石问他为什么要给清军带路，那个人说因为给王室带路不给钱，给清军带路给钱，然后金允石为了大局考虑把他杀了，但出于愧疚收养了老人的孙女，最后朝鲜亡国，金允石自杀，一个带路党的孙女却活了下来。

二是在清军阵营里有一个朝鲜人，主角问他你祖上不是朝鲜人吗，他说我祖上是朝鲜奴隶，不是朝鲜人。

很多人说南汉山城反儒家道统，但这一段体现的就是孟子的观念：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编剧尊重人民用脚投票的自由选择，这才叫人文关怀！

南汉山城批判至高无上的皇权，展现皇权的死局，讽刺把人变成奴隶的道统，尊重底层百姓的自由选择，同情他们既被当作义理的代价，又被清军侵略的悲剧。

什么叫现代人的历史片，现代人的历史观，南汉山城可谓是最标准的样本。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

《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

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

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

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

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

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

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

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

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

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

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

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

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

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

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

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当外敌入侵时，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南汉山城》的另一关注点。

当我看到金尚宪与老船夫的对话时，我不禁笑了。

金尚宪问：你既然带主上渡河，为何不跟他一起走。

老船夫说：清军生性野蛮，还不至于与我这糟老头一般见识。

而且我熟悉这冰路，清军来了我还能带路。

可以换取粮食。

金尚宪不解，他问你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日帮主上，明天又要帮清军。

老者很实在，他说我昨日帮主上渡河，连碗小米都没得到。

言下之意，自己人还不如清军。

金尚宪无语。

而当我看到金尚贤与南汉山城的铁匠对话时，我再次笑了。

金尚宪对铁匠说：这次你如果能把主上的檄文带到勤王军手上，主上定会大大赏赐你。

铁匠淡淡地说：我做这是不是为了主上，殿下和士大夫献上城池还是献上生命都与我无关，我这样的人，春播秋收，冬天不挨饿，这就够了。

金尚宪再次无语。

这两个桥段，我认为该电影的另一亮点。

因为他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我们常常在一些影视剧或者历史叙事中，看到百姓，壶浆箪食，以迎王师。

其中或许有真实，但臆想的空间还是很大。

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道出了百姓的实际境遇。

以吃饭为第一目标的百姓，让“忠贞不二”道德来裹挟他们，其实很难办到。

正如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在其书中所言：“在一个大群体比如民族中，集体行动就面临严重障碍。

人们未必理解他们的共同命运，他们倒会感觉到这个群体内的一些成员比群体外的更让人害怕，或者这些成员可能无意为集体的善做出贡献。

人们会担心合作，谨慎地选择节约他们自己的资源，避免与可能会利用他们的人共享资源。

即使面对外部威胁，为了土地耕作以及保护乡村而把儿子留在家中，也比派孩子去保卫国家更要明智一些。

”我们常说真相有时很残酷。

但感受残酷也好过体会虚假的美好。

因此，千万不要以臆想代替真实，以自己的价值观裹挟别人，更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拿别人的生命换取。

尊重个体的权利和感受，在每个时代都值得珍视。

这部电影好几年前看的，虽然有改变和演绎的成分，但大体是尊重史实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经纬，不过我想就其中不尊重史实的部分进行讨论。

在甲午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宗藩和朝贡关系，甚至一度被中原王朝纳入直接统治，如两汉、曹魏、初唐等时期。

且这种宗藩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分，最亲近的时候是在明朝中后期，用朝鲜君臣的话讲，彼时的两国关系其实是“义则君臣，情如父子”，这一方面得益于于明朝永乐以后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日臻完善，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也着实另半岛倾心归附；另一方面则是明朝在壬辰倭乱中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相进一步吞并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被明朝援军和朝鲜军队击退。

本片讲的则是明朝后期女真崛起于东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改宗清朝的故事，史称“丙子胡乱”。

虽然在满清铁骑的威压之下，皇太极达成了预期目的，但朝鲜君臣对这份新的宗藩关系深感不齿和不屑，一直（悄悄）奉明为正朔，坚持用崇祯纪年，并设坛祭祀明朝皇帝，直到日本扶植的所谓“大韩帝国”成立方才停止，奉明正朔达500余年。

本片中提到的两场战乱，壬辰倭乱（日本入侵）和丙子胡乱（女真入侵）都是以某种民族主义叙事进行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朝鲜精英只有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贱之分，不懂什么国家主权，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帮明朝代管朝鲜罢了。

所以从统治精英的层面讲，朝鲜王朝和中国古代王朝没什么区别，其统治权利来源于对儒家文明理念的坚守，具体来说则是天下秩序中严密的“君臣”、“宗藩”构成的等级体系和权责关系，而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类的统治架构则是极为陌生的。

这种朝贡体系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朝鲜内部出现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另一方面其弱小的国力又要求它不得不在外交中秉持一种“事大主义”的原则。

但事大主义和朝贡体系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多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后者则是单中心的、理想主义的，前者以19世纪末朝鲜和东北亚列强的关系为典型，后者则以16-17世纪的朝贡关系为典型。

19世纪末的朝鲜，一方面需要依靠清朝提供政治和军事庇护维持自身独立和自治（如袁世凯就曾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借此发家）；另一方面则要在东西列强，特别是俄日两国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

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回应民间日益强硬的民主独立呼声，采取实际行动来捍卫和彰显国家主权。

事实上来讲，无论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如何不同，直到现在朝韩两国的处境依然是必须在这三种力量之间不断周旋拉扯，谋求平衡。

回顾这段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切中了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之间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想象，我甚至觉得这是东亚民族，或者说儒家文化圈留下的历史病症。

中国的天朝观自不待说，它在近代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孙中山的泛亚主义、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中心等思想和实践；崛起于近代的日本则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和罄竹难书的罪行；甚至韩国也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和政客试图打造以韩国为中心的世界或亚洲共同体，这个对历史的篡改和想象的内容就更夸张了。

糟糕的是，东亚各国的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的塑造似乎都只能通过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来进行和实现，而所有凸显其历史中阴暗或者弱势一面的内容都应该回避甚至遗忘。

说到底，这本质上还是一元主义的朝贡秩序与多元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历史文化的基因与国内外政治现实之间反复冲突调试的产物，但也是不合时宜的产物。

毋庸讳言，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东亚各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信任、和解与共生，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去柔化这种各行其是也自以为是的想象，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历史文化去建构一种更为平等多元的、富有韧性和生命力共同体秩序。

虽然现在的国际形势似乎离这种期望越来越远，但不妨作为一种新的愿景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电影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这部《南汉山城》则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了一下这个世界。

现在的我看这部电影跟几年之前看这部电影的观感绝对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是天壤之别。

有很多的感想肯定是属于朋友圈发不出来的那种。

国家？

忠奸？

善恶？

等级？

强权？

生死？

尊严？

正义？

邪恶？

信任？

背叛？

不得不说韩国电影很多都是很牛逼的。

把这些箩篼筐筐都刻画的淋漓尽致，敢于直面所谓的耻辱。

如今的我看待这部电影就真是看到了无数个早上说的那些孙子编出来的各个大箩筐，以及无数个被装在这些箩筐里的人们。

肯定有人会看得热血沸腾吧？

而我只感觉然并卵……我很好奇，许多人在看这部明朝，清朝，朝鲜同时存在的电影的时候，心理上会不自觉的站在哪一方？

估计更多的人应该是会选择明朝吧，并且自主的划分为我们这一波。

我们？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箩筐？

那么电影里说着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满语的清皇太极呢？

他算那一波？

以及再后来的大清王朝又算是哪一波？

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一篇一个小学生写的一篇小作文，标题是：

假如我活了一千年，我的祖国它是谁？

是啊！

祖国？

这又何尝不是……不能写了，收。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

《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

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

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

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

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

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

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

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

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

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

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

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

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

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

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

可贵之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