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词

一篇自我发散式的伪影评 不好说这是不是一部头重脚轻的片子，只是面对诸多可解读的、引申的指代，2K字的封顶让文章不得不显得头重脚轻。

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这里只对影片还未开始崩坏的前半部分进行讨论。

（其实只是因为过分解读、啰里八嗦导致写不下去 遮蔽所 移动着、略低于人体中线的主观视角，用他的眼睛看他所看到的慌张，他的情感便成了实物直挺挺的杵在了前面，浓烈的紧张使我不能躲避或忽略。

房子是唯一的庇护。

他从充满慌张的外部世界进入到这个庇护所，脱去所有的身外之物，以一个赤裸的，来去无牵挂的形象被展现在我的眼前。

初到他乡，洗澡间歇手瘾，禁忌被打破。

欲望的释放过后，是所有物（遮蔽身体的衣物、可证身份的物件、与故乡的连接）的遗失，他与故乡、与自我本身的断裂。

是他乡的神对他叛变的处罚与报复。

他的无所依存有着被抛弃与主动抛弃的双重属性，此时房子便是唯一可依靠的，被圈起来保护的圣地，他只能将自己的脆弱隐藏于此。

他宛如一个婴儿，赤身裸体的，乘着浴缸（赫尔巴拉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这样描述被政敌指控而勒令自尽的塞内加：然而，我看到的不是光环，而是一只竖着的金色澡盆，卧在盆中的塞内加直立着，这是在他用刀子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之后，他向自己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被飘到了Emile和Caroline的面前。

降临 门从里被Caroline推开，Caroline的不在场证明被无形地剥夺，所谓的“在场”只为印证了一句话“没有人是无辜的”。

暖色光线投进阴暗、昏沉的画面。

他就被这样送到了Emile和Caroline的面前，宛如一个婴儿。

他以圣人之死的构图被两人一头一尾的抬起，放置在更为明亮的卧室当中。

此时Emile更像是一个忠实的信徒，一种精神上的“同义”连接，令唤醒与被唤醒的行为产生。

Emile有意识的选择忽略难民一方的文化与身份（虽然这种忽略本就建立在不平等之上），将仅剩的、可证其个体身份的性器官（有必要的）模糊处理，同时性别概念被模糊，将性别所带来的局限放置一旁，使他以一个无性别概念的形象独立于男女性别之外。

没有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的情感，只有人与人作为人本身的情感。

他说“我一无所有了”。

可是他还有回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将他与父亲、祖国连接到一起的无法逃避的故事。

他穿上一套本国人穿的衣服，对着镜子端详“我打扮的又酷又炫，又可以昂首挺胸...（融入这个国家了）”，此时只有他在以镜子为中心，而镜子没有以他为中心，只模糊的一闪而过他的身子，一半的身子。

交换。

他将所剩唯一的可与祖国、文化、回忆、个体相连接的实物唇钉作为谢礼，赠与Emile。

（人体穿孔说到底也只是一种群体意识罢了。

）群体认同感被他从自身移除。

一种隐蔽的交流在彼此间产生。

此刻，双方的联结初次得以连接。

离开精美公寓，进入破败房屋，故乡的概念隐藏于这种对比中。

将被赠予的衣物拿来填补房屋的漏洞。

原本作为美观、伪装、身份认同的衣物此刻变换用途，成了遮挡风雨的砖。

需求无法因帮助“出于善意”而得以满足。

连接 摇晃的低视角主观镜头将场景与场景串联，身为异客的慌张继续弥漫。

借用选取的三张明信片：拿破仑、科特柯本 、梵高的人物形象除了可以指代自身，同时也主动将他划分到“理想主义者”的群体——显而易见的，理想主义是他们仨的共同点。

悲情、幻想，但是充满浪漫因子。

“世界上没有这么糟糕的国家，你总得从中选一个”，实际上他喷涌而出的贬义词也并非全部出于对国家的控诉与愤怒，更像是一个前提、口号，使他抛弃祖国的叛国变得合理，可被接纳。

又或者说是一种面对（来自避难国）诘问时的重复练习，不断地加以刺激以麻痹自身，以便对答如流。

但是，言语本身带来的悲观倾向使这些可能暂时被隐藏起来，将他们的虚无暂时串联成串。

灯光的警示： Synonym：Two words that can be interchanged in a context are said to be synonymous relative to that context. 词语的理性意义、词义范围、感情色彩的区分使同义词语义无限接近，却总有差别。

即使言语在行使着它的反作用，但不同语言背后所包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根深蒂固。

而音乐在破除了这种壁垒的同时，又新增了一面无形的壁垒。

特定的音乐使人产生特定的情绪，在音乐中得以达到共鸣。

而在半隐去音乐当中，将观众放置于外，建立起只属于二人的私人领域，全片最激动人心的连接便在此刻汇集、爆发。

但同时，这种第三者视角的抽离感也越发显得这狂热的共鸣是可笑的建立在摇摇欲坠的虚无之上。

音乐、美术、电影、书籍、诗歌，艺术只是小众人群的自high罢了，从中得到的共鸣只是艺术逗你玩下的套而已，它什么也意味不了。

它意味着万事万物。

献给母亲的电影作为剪辑师的母亲选择隐瞒自己的癌症病情，在作品未完成时就去世了电影和人生一样重要诗意能让电影叙事不落俗电影是原始的（primitive）、基本的（basic）文字本身比故事更重要我理解文字，除了它的功能（function），即含义，还有它的本质（essence），它究竟是什么懒得想新名字所以干脆都叫Yoav汤姆（Tom Mercier）就像高配版的我自己从太空看地球应该只能看到两个东西：中国的长城和Yoav穿着他的黄大衣在走太多人问我关于汤姆的问题，我感觉自己和他经纪人似的他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愿意做，我如果要求他上天，可能他下一秒就上天了；要是和他说全裸出席记者发布会，他一定在现场一丝不挂

（本文删节版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 《同义词》不好懂，场景独立，情节荒谬，形成观影的巨大障碍。

它显而易见的一层内涵指向身份认同，甚至欧洲现在的难民问题：要挤进那个高大上的文化，你还要放弃多少？

但本文不在宏观层面讨论这些，而想提供另一个观影视角：关注镜头语言的多义性，不将《同义词》看成一个第三视角的叙事，而看作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主观文本。

它绝不是对一个先行主题（移民问题也好，文化冲突也好）的反复絮叨。

当观众将约亚夫的故事简单地视为一场四处碰壁的逃离和对“文明社会的虚伪”的批判时，事实上也只是将约亚夫视为一个提线木偶。

而影片最中心的设定是，约亚夫是一个对文字极有天赋，极为敏锐的人。

他能用陌生的词语组织出有画面感、感情和力量的故事，而小说家埃米尔却淹没在文字里，写着陈词滥调，词语在他手里恹恹没有生气。

影片使用大量第三人称主观视角，摄像机跌跌撞撞地跟着约亚夫，一会儿紧跟着他的长腿，一会越过肩头胡乱张望街景。

这固然有传达初到巴黎初用法语阶段内心好奇和冲动之意。

但更多细节似乎允许了更具主观性的解读。

影片开篇，约亚夫进入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

大房子为何空荡荡的？

当他走出浴室，以滑稽夸张的姿势摔倒时，是真的如此摔倒，还是这一幕已经过文学夸张？

让我们设想约瑟夫在写作中，或在回忆中，像个埋藏在大房子里的幽灵，不动声色地观察那具名为“自己”的身体的慌张丑态。

几次在塞纳河旁的会面，都是双方呆板地走进画面，镜头呆板地停留在侧面，人来车往，塞纳河化身为前影像时代的机械舞台，人物的呆板对话犹如背台词。

强烈的舞台感暗示了窥视的视角。

埃米尔和卡洛琳是否存在？

还是约亚夫的想象？

想象他们年轻、美丽、有同情心、格调高雅，想象他们一个因为没经过社会毒打而缺少创造力，一个则欲望爆棚，随时随地都能激情发作。

埃米尔和卡洛琳——法国——不是别的，正是约亚夫欲望的投射。

片头，约亚夫赤裸地摊在浴缸里，宛如《马拉之死》。

埃米尔和卡洛琳出现了，解救了他。

这是一次新生，还是想象的起点？

此后，穿制服的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妖娆的夜店女郎，都是脸谱化的形象。

约亚夫在纸醉金迷的夜店人群中爬向我们时，仿佛在舞台上爬向观众，同我们互动。

镜头在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间的摇摆不再指向对观众之凝视的挑衅。

它招呼我们走进一个真假难辨的文学世界。

约亚夫一直在讲故事，主动讲故事。

讲给谁不重要，只是讲述这件事本身要有一个听众，假想一个也可以。

影片正是这样从西红柿肉酱面的鸡毛蒜皮渐渐进入一个又一个仪式：拍摄色情录像，窥私的仪式；上移民必修课：建立共同体的仪式；音乐会：涤荡的仪式……淫秽和高雅是同义词。

仇恨和热爱是同义词。

以色列和法国是同义词。

接近尾声时，约亚夫再次经过圣母院，周围依然空荡荡。

他抬头，镜头狡猾地绕着他摇了一圈，构图中圣母院高耸不见顶，仿佛下一秒就会笔直地砸下来。

随后猛然切到大全景，约亚夫渺小如蚂蚁。

此类断裂充斥全片。

客观视角和找不到主体的主观视角间的错位使意义漂浮了起来，观者在这一漂浮中不得不开启思考，因为他无法代入约亚夫，也无法单纯代入路人甲。

他无法代入一个确定的主体，只好随着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情境一起漂来漂去。

赛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他们必须被表述”来概括东方主义：“东方”被视为一个不具有时空流动的静止体，僵死地在西方对其的表述中成为“东方”。

《同义词》构筑的情境则是，外来者主动用一种异国语言表达自己，试图建立新的自我。

影片给人的观感似乎是，随着异国语词不断蚕食母语语词，约亚夫的自我认同逐渐消解，直至崩溃。

但是，如若主体本就为空，自然也无从消解。

当约亚夫用用连珠炮般的各种贬义词形容以色列时，我们无法分辨约亚夫是通过构成的句子来学习词语，还是以学会的词语表达他的以色列的体验。

但我们无须分辨。

学习语言即是将自身构建于一个符号体系之中。

连珠炮式的同义词构成了一个处于漂移中的能指链。

每个同义词构成了一个能指，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由一个主体“以色列”，或“法国”来决定的。

相反，能指间任意的秩序才构成“以色列”或“法国”。

并没有一个作为不变主体的法国或以色列去承纳这些同义词。

约亚夫仅仅是用法语的能指链取代了希伯来语的能指链，他欲望的法国并不存在，他无所适从。

他必须不断行走在巴黎的街道（或者任何地方），嘴里吐出一串串同义词，不断消解，不断建构，周而复始，无从逃离。

拍摄色情录像一节，拍摄人要求用母语描述感受。

坚决讲法语的约亚夫只好向资本低头，用希伯来语嘶嚎。

此类录像的观众期待真实的反应而非表演，将欲望投射到异域男子的肉体之上。

约亚夫看似成了欲望的客体，其实也只是能指链上的一环。

表面上看，以色列是一个“给文明以岁月”的文明，而法国则是一个“给岁月以文明”的文明。

实则，两个文明并无本质差别。

倒不是因为法国社会拒绝约亚夫所以法国是“坏”的。

现实地讲，即使约亚夫只会说两句“你好”、“再见”，也有可能当个kebab小哥什么的，进入路人见面互相致意的和谐中。

约亚夫漂泊的内核在于，他不能接受的不仅是强制兵役，而是作为一个符号体系中一环的生命。

他追求的超出时髦的概念“自由”，“浪漫”或“左岸”，而触及溢出其外的可能性。

他用身（强力冲撞）和心（文学创作）对抗之，一路拼杀。

我们当然可以将约亚夫结尾处的撞门视为他的失语，因失语被迫回归身体之力，我们也可以解读为约亚夫从未失语，他文学化了一切，来了一出撕破法兰西伪善面纱的脑内小剧场。

这种颠覆和不确定性正是《同义词》影像的魅力。

赫克托尔可能本来只是在阿基琉斯阴影下的名字，但当荷马写他绕城九圈、不再逃避、迎接死亡时，他成为约亚夫的英雄，文字构建的丰富意义漂浮了千年。

相似地，当投射出约亚夫这个形象的拉皮德导演，用文学语言探讨语言的诡计，用影像冲撞影像的权威，进而将观众也抛进这场漂移时，电影便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可能性。

同义词 (2019)6.92019 / 法国 以色列 德国 / 剧情 喜剧 / 那达夫·拉皮德 / 汤姆·梅西耶 康坦·多尔迈尔问：说到《同义词》中Yoav这个角色，《教师》里的孩子也叫Yoav。

您是想把这两部电影联系起来吗？

教师 (2014)7.62014 / 以色列 法国 / 剧情 / 那达夫·拉皮德 / 莎丽特·拉里 Ester Radda拉皮德：姑且说是同一个人——《教师》里的孩子长大了，不再写诗，高中毕业了去参军，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但也可以说这两个人物是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下同样的性情中人。

设想一下，《同义词》中Yoav决定再也不说希伯来语是非常戏剧性的，因为他有语言天赋，但他现在不许自己使用这些词语。

所以也许在5岁时他放弃了诗歌，在22岁时他放弃了语言。

这两部电影也在表达这些人的心态：他们针对周遭大多数人认为是常态的东西开展一场激烈的斗争、征战；而作为世界公民…处于这个世界之中，意味着他们是这个常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上的紊乱是症结所在。

这场反对常态的战争让他们把矛头指向自身，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试图治愈同一种病。

问：您使用了“征战”（crusade）这个词。

影片中有许多对抗性的场面，就像Yaron骚扰地铁乘客和片尾处Yoav质疑管弦乐团成员。

您为什么要设计这些戏？

拉皮德：我认为在这两场戏中，主角（以及观众）都会感觉到这种对抗是为了揭示对方本性而必须做的。

Yaron深信，在内心深处一切照旧——欧洲仍然是反犹的，法国人亦然；在大谈普世价值和共和国理念的背后有着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而他要用激将法来揭露这一切。

Yoav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想的，但相比反犹主义，他更在意的是他们的虚情假意。

问：虚伪？

拉皮德：对，文化里的表里不一。

Yoav碰巧运用了之前在一堂有关价值观的课上学到的术语和逻辑，但拆解了它们。

在这个课堂上，是法国人评判外国人，他们根据外国人与自己的接近程度给他们打分：为了成为法国人，你越“法国”…你越否定你之前的身份、想法，你就更近了一步。

某种意义上，（在最后一幕）是一个外国人反过来考验法国人，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让他们与“所谓”的客观公正或是普世价值分离开来。

但这两次对抗中，你都能感觉到绝望，它们是某种精心策划的行动，就像一个观念艺术家用装置艺术来揭示一些东西。

这种对抗也是挑衅者发出的绝望的呼喊。

Yaron在某种程度上迷失在疯狂之中。

他从小所信的是非我即他的理念：他们不是我们，因为他们恨我们或者想杀了我们…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

他再也无法接受事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他发现的欧洲充满牛鬼蛇神，他倒安心了，但是没有牛鬼蛇神的这一事实打倒了他，完全瓦解了他所相信的一切。

如果有三个人喊着“希特勒万岁”要打他，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但面对常态他束手无策。

他害怕这种欧洲的常态。

对Yoav来说，这是一声绝望的呼喊，因为在以色列时他是常态的“忠实信徒”。

问：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一开始您就展现了Yoav的一无所有。

他一丝不挂，很有象征意义。

他重生了。

拉皮德：他重生了，就像婴儿那样——在水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

某种意义上，他的幻想也实现了，如果说他的幻想是象征性地以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死去，再以一个法国人的身份重生，而且不仅如此，他在最“法国”的情侣的床上重生，一对从法国电影走出来的情侣。

就像王尔德说的那样，唯一比没有实现梦想更令人失望的是实现它们。

（译者按：这里拉皮德应该指的是“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

”）电影开场十分钟，他就到达了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的巅峰时刻，当他睁开眼问道，“这是死亡吗？

”问：当这对情侣把他从浴缸里抬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基督降架”。

Emile说，“受过割礼”，接着用毛巾把私处遮住。

拉皮德：这是为了中国的审查制度（笑）。

问：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任何象征意义吗？

拉皮德：是，这让我想起曾经在以色列的一所宗教学校里看到的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他们遮挡了裸露的部分。

我觉得Emile他们这么做很有趣，他们教育他，试图让他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该拿他的裸体怎么办。

同时，他说“受过割礼”，所以即使他死了，他也被看作是犹太人。

问：说到这对情侣，露易丝•谢维洛特（Louise Chevillotte）出演了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的《一日情人》。

您选她是因为那部电影吗？

拉皮德：我选他们是因为我看了他们的作品，觉得很棒。

这部影片与法国电影有着一种有趣、矛盾的关系。

它在引用法国电影的同时，也在对抗法国电影、它的“新浪潮”传统、当代法国电影，以及拍摄巴黎的既定方式。

你时不时能看到这个双重过程，在鼓掌的同时来几击耳光。

我觉得把这两位年轻的演员放在一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一个出演了新浪潮末代英雄的作品（菲利普•加瑞尔《一日情人》)，另一个则在最法国的当代导演的电影中崭露头角（阿诺•戴普勒尚《青春的三段回忆》）——通过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电影语言、不同的场面调度来运用他们。

问：和Yoav运用法语的方式相似…拉皮德：没错，通过吸收这门语言他也在改变它。

这和Yoav想要做的也很相似。

一方面，他梦想成为最普通的法国人，最正常的法国人，最“法国”的法国人。

另一方面，他梦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来到法国的外国人，成为法国的皇帝，改变法国的法典或制度。

在最后一场戏中，当他在走廊里喊道，“法国人民，我来拯救你们了，共和国正在陷落。

”他有着这样的幻想，这样的疯狂，不是为了改变法国，而是为了让它回到它该在的位置。

当他喊出《马赛曲》时，他口中的《马赛曲》又变成了一首革命歌曲，不再被司空见惯、不解其意地唱着。

突然他就像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一样，这首歌又被赋予了意义：革命者在战斗着，带着那份激进、残忍、杀或被杀的准备，就像他对管弦乐团里的一个人说，“来吧，为你的音乐而战。

”问：另一方面，Emile在借用以色列人的故事，就像《教师》中的老师借用Yoav的诗歌…拉皮德：当我们和法方合作拍摄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他们羡慕你的故事。

这种复杂的关系处于两种文化之间，一种文化拥有一切，唯独没有真正的紧急或者戏剧之事，而另一种文化一无所有，却只有自己的伤痛… Emile的确有点像幼儿园教师，她对诗歌了如指掌但没有词语来表达。

那达夫·拉皮德问：他想成为维克多•雨果。

拉皮德：没错。

但他没有“悲惨世界”可以讲述。

他所知道的悲惨之人只有“冉•阿让”（Yoav）。

黄悦：我有一个关于《同义词》摄影的问题。

一开始您已经在对比两种拍摄方式。

第一个场景非常快速，像是第一视角，然后当Yoav进入公寓时，镜头是静止的。

这也算是对法国电影的诠释吗?拉皮德：影片中一直有着振动和稳定两种画面的冲突。

振动包含了内在的运动，内心的风暴；它可能包含很多情绪，比如悲伤和痛苦，但至少它也包含一个改变的契机。

而这些固定镜头就像…你出生，然后死在这个奧斯曼式的大公寓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以固定镜头结束并不是偶然。

但在一开始，Yoav在画面里进进出出，好像在试图走出去。

从头开始仿佛就有一场摄影方式的竞争，看谁会最终获胜，是这种振动的景象，振动的人物，振动的存在，还是固定的。

即便赤身裸体，他也在人们不会跑动的空间里跑来跑去；而在他奔跑，跌倒，再站起来的时候，他好像是用他活跃、颤动的身躯入侵这个稳定的空间。

问：我还有个关于Yaron这个角色的问题。

赫克托尔（Hector）的故事对于他们的友谊至关重要。

这也是Yoav从小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后来电影里有一幕Yaron像赫克托尔一样被拖在汽车后面。

拉皮德：对我来说，这就像是非历史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

历史并不是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以色列特色、可能也很当代的说法：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历史的，圣经，神话，犹太人大屠杀。

所有这一切其实就近在咫尺。

你转过头，没准会看到圣经中的大卫王和耶稣一道坐在酒吧里喝酒。

赫克托尔的战死也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当下。

另外，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总对自己说，要用一种完全没有历史感的方式来拍一部历史电影。

这也是电影的力量（和弱点）：相比过去和未来，电影能更好地讲述当下。

不管怎样，你都必须把这一切浓缩到此时此刻。

问：在这部电影中您是怎样处理幽默的呢？

拉皮德：我认为我所有电影里的幽默是你会觉得某个场景很好笑，但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的本意。

你说，“哈哈，这是个笑话”，然后你看着电影心想，“不，这还挺严肃的。

”我在生活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有时听到一个人说了什么觉得他很有幽默感，然后我看到他一脸严肃的样子，就不确定了。

这是一种迷失（disorientation）般的幽默。

问：我注意到玛伦•阿德（Maren Ade）是制片人之一，《托尼•厄德曼》也有这种不苟言笑的幽默感。

拉皮德：严肃的评论没准比笑话更搞笑。

而且摄影机也不懂这些笑话，笨笨的。

有一场戏几个人在办公桌上打斗，以一种非常严肃、冷静、普通的方式拍的，摄影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想说，“这太好笑了，给我来个特写，”但拍出来的样子…就像是办公室里平常的一天。

问：在《教师》里，摄影机大多放在孩子们的位置。

拉皮德：总的来说，因为这部电影讲的主要是幼儿园的人事物以及童年，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童年不能只是一个编剧上的设计，而应该实实在在出现在银幕之上。

这样拍也影响了电影捕捉孩子们姿势和动作的方式。

试图把孩子们变成小大人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行不通的。

其次，如果你把孩子们变成不成功的成年人，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还有什么意义呢？

同时，我也不想把我的摄影机转向一个幼稚的视角，因为我不是一个孩子。

在影片里，你在某一刻会感觉到这种张力——摄像机遵循着一种逻辑，而孩子们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最后得到的则是这两种策略的融合。

这也是电影物体和被拍摄的物体（the filmic object and the filmed）之间的一种张力。

问：您的电影中常常会有诗歌；在《同义词》里，您把同义词变成了诗歌。

您是如何看待诗歌和电影的呢？

拉皮德：显然，说到诗歌和电影，总会有许多陈词滥调。

对我来说，只要有高与低之间的张力，就与诗歌产生了联系。

诗歌最疯狂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用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的日常词汇，给它们换个顺序，突然它们就变成了一首诗。

但还是你在超市里会用的那些词。

这也让诗歌进入巨大的艺术领域，一方面它变得崇高，另一方面它又几乎变成装逼者的救命稻草。

当我看到一幅画或者听到巴赫的作品时，他们使用的素材我是无法接触到的，我只要听就行。

但是诗人（像策兰、里尔克、罗卡）用的词和我每天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可以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使用完全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语境。

所以这种高尚与平庸，高雅与低俗，甚至是精巧与粗俗的融合，对我来说，这就是诗歌和诗意电影的所在。

它有着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张力，就像天空和人行道。

问：您为什么选择同义词作为影片的切入点？

您有特意给它们排序吗？

拉皮德：我就是按照自己觉得对的顺序排的。

这也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当我在学习法语积累词汇的时候，我的策略是学习每个词的近义词。

但这样我也必须反复练习，不然会忘记。

每次我说一个词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所有的近义词说出来。

每次对话都会讲好几个小时。

问：也像“满贯诗”（slam poetry）。

拉皮德：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像说唱音乐。

说唱音乐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简单来说，做音乐需要管弦乐团或是乐器，是非常复杂的，但说唱的话你可以把它们置之脑后，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所见所想。

就像卢米埃兄弟的电影，人、相机…一切都不加掩饰，随心所欲，它回到了本质。

但说唱当然也没那么赤裸裸，因为…Snoop Dogg和Cypress Hill听起来也不一样，所以音色一下子赋予了歌词新的含义。

对我来说，说唱音乐也算是一种模板。

抽空看了这部金熊奖影片，印象最深刻的是摄影方式的转变，当主人公独自走在异乡，或奔跑，或背单词，或买东西，镜头总是摇晃的或凌厉的，表现他的无依和孤单。

当他和救济他的法国人待在一起，或者和朋友待在一起时，镜头则往往是固定的，稳定而缓慢。

其余想法分条列出。

被凝视的他者电影中男人的裸体往往象征着权势被威胁，这部影片则两次展示了以色列移民约亚夫的裸体。

第一次是他初到法国，因行李失窃而冻晕在浴缸。

早上，被卡洛琳和艾米勒救起。

卡和艾是巴黎的上流人士，艾写作可是毫无才华与灵感，卡演奏双簧管，但是乏味放荡。

第一次凝视，就是虚伪的法国人资产阶级对移民群体的集体凝视：怜悯，玩味，甚至掺杂欲望。

第二次凝视是约亚夫的变态摄影师，让他脱光衣服，还要讲着母语自慰，以满足他的重口味。

这里的凝视是通过平板摄像头进行的，摄影即展示，平板摄影则带有大众传媒的意味，这一次的凝视更为赤裸，作为被凝视者的约亚夫除了凭借语言壁垒保护自己的价值观底线之外，别无他法。

法国象征着欧洲国家，以色列则是难民问题突出的中东地区，法国人对约亚夫的凝视实际上象征着西方社会对东方的集体凝视，这也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审视。

可惜法国人的目光并不纯洁，他们居于和平的高阁之上，对约亚夫等人的生活经历毫无理解，只是当作写作的故事和素材来看待，对约亚夫的肉体则只当做强壮的公鸡（家禽）来消耗。

艾米勒对约亚夫的救济，卡洛琳对约亚夫的委身，都不是出于西方向来自以为秉持的人道主义普世价值，而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填补自己的空虚。

想象中的东方充满神秘的故事和美好的面容，除此之外，他们限于视野的狭隘，并没有在凝视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语言与身份认同约亚夫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一类以色列人，他能欣赏交响乐，能讲希腊神话故事，会用子弹打节奏，可是由于他憎恨自己的国家，而对自己的母语缺少认同。

他来到法国，居陋巷，食无求饱，一直用记同义词的方法背法语单词，他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而拒绝讲母语。

但是他的口音可以轻易被保安识破，他的故事也完全被拿走，最后又被丢掉。

当他面对一个挑战他底线的摄影师时，他只有母语这一件武器可以抵御。

一个人选择哪一种语言，是和他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的。

约亚夫试图以学习法语的方式融入法国，但是这个人人有言论自由的法国，却排斥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他，这不就是虚伪的自由吗？

约亚夫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即使他选择了法语，选择在每一个是非问上回答正确，也永远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社会。

在影片的后半段也可以看出，约亚夫的努力已经从一种积极行为变成了歇斯底里，借助语言无法建立的融通，最终只能通过蛮力碰撞。

一些隐喻卡洛琳隐喻虚伪放荡的法国（以女人隐喻国家几乎是传统了），艾米勒隐喻空虚的资产阶级，约亚夫则是摩西的隐喻。

他打开雨中的大门，大喊着“没有边界”放人进来，可惜他不像摩西一样将红海分成两半，而是被拥挤的人群撞得站不稳，又被保安带走。

影片最后，他大喊着自己是来拯救这个越来越糟的国家，同样是一种救世主情结，所以他是一个“圣经男孩（希伯来文是圣经最初的写作语言）”。

来自宗教国家的摩西到了法国以后，只能被一系列看似自由的是非问困住。

这里就是法国或者欧洲整个价值观的悖论：如果人人言论自由，那这个问题怎能有对与错之分呢？

限制“正确而唯一的答案”本就是一种不自由。

约亚夫看到了这一点，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即使能建立起强烈的身份认同，这个西方社会也不会认同他，所以他逐渐失望，最后却仍渴望能冲破那道看不见的“边界”。

这是一个关于身份焦虑与自我身份认同的故事——以色列人的宿命。

男主角刚去了自己向往的法国，就被洗劫一空。

一对姐弟救助了他，他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拒绝再讲希伯来语，他认为背大量的法语同义词，可以使人感觉他已经融入了这个新的世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为了找工作，获得一份收入，不得不去做模特，在镜头前边自渎边用希伯来语说不堪入耳的话……男主角有一种懵懂的、幻想的气质，他由身材健美的汤姆·梅西耶扮演，而这部电影正是这位演员的处女作。

这也是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的第三部长片，故事也正来自他自己的一些经历。

电影的影像风格极为优雅，性感，似乎有一种暧昧的情愫荡漾其间，不过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这些情愫要么没开始，要么没结果，就如同男主角和法国的关系。

一切都是诱人的，但似乎他乡还是他乡，而故乡也是他乡。

我们只记得那一件黄色的风衣，在城市的各处走来走去，似乎要走出个结果。

这多像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定位。

答案是什么呢？

没人知道。

同义词，看完了。

超牛逼，先看开头，一个中景的运动镜头，不给完整的身子，画幅如同夹着主角，十分逼仄。

然后主角进入到一个偌大的华丽如宫殿般的房间，进去洗浴，一种很入侵，很强势的状态，脱衣服时故意镜头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被墙挡住看不到脱衣服的过程，接着穿过墙，看到男主裸身背对镜头，第一反应镜头这么动是为了不露点，可男主调水龙头时，下面若隐若现，接下来走进浴缸，侧身，让观众一览无遗。

洗澡时，男主搓洗着自己的下体，接着给了一个男主很享受的表情的特写，观众正以为男主在自慰，他突然停下来不洗了，接着跑出去找衣服，衣服却消失了，他一下子变为一个非常脆弱的弱势状态，与其进门时完全不一样，他疯狂敲打着各个门，说自己好冷，行李没了，无人应答，他跑回浴缸，拍打着身体来取暖。

短短十分钟，人物，剧情，一直充满悬念，数次反转，相当精彩过瘾，且从进入房间到回到浴缸，一个长镜头完成。

本片有股包豪斯美学的意思。

车厢唱歌如同方形里野人上桌。

后面的议题太多了，有点过于复杂了。

自我，性，种族创伤，艺术，凝视……这片应该搁戛纳放，效果绝对爆炸，怎么搁柏林拿了金熊…不过柏林观众看这片也是挺有效果的，戛纳可能一半笑声一半司马脸，柏林那就随意大笑了。

约亚夫来到了法国，就在一个房间里被偷了所有的东西，变成了身无一物，镜头下全身裸体的约亚夫恰恰就是身无一物改头换面的写照。

此后，他碰到了一对年轻的情侣艾米勒和卡洛琳，把冻僵的他救下，于是一段一直在通过背同义词的法国之旅开始了。

在我的理解里，约亚夫不仅是要通过同义词来认同自己新的身份，即法国普通居民的身份，这些包括但不限于后续艾米勒和卡洛琳不惜愿意搞一次假结婚登记来成全约亚夫这些，除此以外，约亚夫需要认同的还有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即同志身份。

约亚夫从碰到这一对年轻情侣后，他便将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个个故事悉数送给了作家艾米勒，其实这算是他自己精神层面的自我认同；但是当他在法国的自我认同被挑战时，比如他的精神领袖死掉时，再比如他带头让国家的人民进入大使馆时，他又在不断的挑战着自己同志身份的认同，他和卡洛琳一次又一次因为卡洛琳愿意给的帮助而被卡洛琳享受着身体上的愉悦，这种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他在影片中最后一次见艾米勒时提出要把这些故事收回来，也就代表着精神层面的认同已经消逝，艾米勒不会再见他，无论是他最后一幕再怎么一遍一遍的冲击那扇永远也不会开的大门时，就像他怎么样也走不进法国这个社会的寓意一样。

大概的脉络两遍之后有了印象，故事也不难，反映的问题也算是社会现实问题，但是给3星的感觉是总感觉导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受文化限制原因，总是遮遮掩掩的没有交待的特别明白，遗憾……

无一属于你。

-约押男主角的名字叫Yoav（约押）。

这个在以色列十分常见的男名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出生之地的标签。

另外，Yoav本意为"耶和华是父亲 (Jehovah-fathered)"，在圣经中是大卫姐姐洗鲁雅的儿子，也是大卫军队勇猛善战的元帅，在战场外却是反复无常、功于心计的小人，最终由所罗门受大卫的吩咐杀死。

当然这位约押的品性与影片主人公并无相关，硬要讲也是分占杠杆的两端。

影片在Yoav身上没有寄放任何鲜明的性格，他像一个盛装故事、语言、思维方式的粗玻璃罐子，努力想倒空自己去理解和接受周遭的一切。

我们看到的只是耿直乃至固执、决绝和莽撞，就像影片"粗粝"的镜头语言，伴随着喘息跑跳，或是充当主人公的目光，或是围绕他的美好躯体近身冲撞。

-完全Yoav渴望改换身份成为一个完全的法国人，因此他从抵达巴黎的一刻起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

而在新生活尚未开始之时，他又被迫放弃了自己个人生活的物质构成。

行李和衣物的失窃丝毫不逊于家中偷盗的丧失强度，且伤害值一定是成倍的，毕竟如果决心永远离开生长多年的地方，挑选出来随身携带的东西大概是最习惯或最珍重的，对生活有着不可小视的意义。

当然也可能是廉价自如轻便可丢的实用商品，不过珍贵也好便宜也罢，这些物品的失去终究切断了主人公与过去生活的实在联结。

剩下的只有他自己。

事实上主人公可以连自己的名字也顺口改掉，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浴缸内洁净冻僵的躯体如重新降生一般，被抬出的镜头甚至让人想到一系列哀悼基督主题的画作。

这个过程无疑是仪式性的。

男主不仅得到实在的救助，还似乎收获了法国精英阶层的慷慨接纳和真诚倾听的友情，更重要是得到了Emile那件黄色大衣。

不管随后的交往加深是出于迷恋美好胴体的后效还是对于身份故事和心理素材的需要，Yoav与目标国家的关系无疑升温过快了。

穿上黄色大衣的Yoav与行走在巴黎街头的本地人无异，脑海中是念珠一般重复堆叠的法语词汇，而脱掉大衣的他却又退回了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身份，去面对底层外来者生活的无序、危机，以及经济和精神上的极度贫乏。

每天重复的番茄意面晚餐加薯片甜点，全部食材是来自城市最廉价超市的最廉价货品，总价不超过1.5欧。

不过“贫乏”是个很主观的词。

我们不能说走在街上却不愿看向四周城市风光的Yoav是在浪费巴黎的美丽，是感受的缺乏，因为他认为只有不受这些外在样态的干扰才能看到一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或许他和语言更容易亲近，连续背诵的同义词也因为伴随着意愿的强烈而让人觉得充实。

整个世界是文本，词语是无法摆脱的必然。

要甩掉一种，只得一意孤行拿另一种来换。

而词语又不知不觉定义着你。

让你着迷的词、好记的词、唤醒联想的词，都是空白的，映射出的是你脑海中破碎的局部。

还记得Yoav和Emile聊天时用了一长串贬义词来形容以色列，后者只轻声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点吧。

事实上它们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国家，多生动多具体完全取决于获得这些感受的个人。

-语言课如果在影片前半程，语言对于Yoav来说是伴随理想身份的玄妙符号和讲述遥远故事的新工具，后半程开始出现的入籍语言培训课则在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之中，把语言简化为毫无思辨的宣传口号。

这种简化在荒诞的同时又有种不可避免的真实。

众所周知，对语言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可表达观点的复杂程度，甚至影响到思维的方式。

多甫拉托夫曾说，我们使用外语时会丢掉百分之八十的自我，还会失去玩笑和讽刺的能力。

之前也常在聊天时说我们有若干种不同的人格，中文人格俄语人格等等，哪怕前者拥有了一切理性辩证所需的经验和潜力，当后者被唤醒时，我们就被迅速拉回幼年，是是非非大笔一挥，语气坚定像三岁的孩子。

我要，我不要，我爱，我不爱，我是，我不是；或者像影片中那样去做判断题；去描述一只公鸡为什么是法国公鸡，就好像其它国家的公鸡都不能名正言顺当一只公鸡。

-巴黎圣母院由此，所谓“真正的样子”是否存在呢？

过于复杂的感受和过于简化的定论，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理解。

镜头的局促感代表主人公对周遭空间的感受方式，而讲述以色列故事时的画面反而显得相对平和，氛围也偏向暖色。

这种现实场景的局促最终结束于一种“迷思”的破碎，或者说结束于男主角向Emile要回自己故事的时刻。

无论多努力屏蔽抗拒，出身是无法摆脱的冰冷标签，但记忆却因为个体化的细节而趋近于温暖的真实，让他重新回到“我”。

这时的他终于不同于此前的仓促，郑重而缓慢地抬头看向巴黎圣母院，从容之余甚至显得肆意。

那时周遭寂静无人，灯火已息，眼前的教堂是一面沉默高墙。

于是当Yoav拒绝充当扁平标签，作为一个活生生会思考的人去参与生活，质问生活，这座城市宽厚人道的一面却忽然对他关上了大门。

有趣的是，他在情绪爆发之时也暴露出自己在标签之外真正没办法摆脱的东西——在与交响乐团的粗暴沟通得到冷漠回绝后，他愤怒地大喊：“你们看看，一个妻子就是这样和她的丈夫说话的。

”如果影片到此结束了也罢，偏偏Caroline上场之后转又回到后台，深情而怜惜地托起他的脸。

影片在结尾这一部分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的中立，推动陡然激化的冲突到达最后的撞门戏，把无可奈何的钝感延展到作品外广阔的跨文化空间。

1、猶太人有住棚節，紀念逃離埃及人暴虐之手，在荒野中飄蕩的四十年。

帳棚的生活有近似「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的寓意，因為帳棚和建築物（不動產）相對，住帳棚的人不過暫時寄居，沒有永久停留的意圖。

電影故事中的青年，最終保持了移動，放棄定居入籍，說明了他對自由真摯的嚮往與追尋。

台灣譯名「出走巴黎」在這一觀念上可以說是充分點題。

有些人提到最後一幕的懸念——一扇撞不開的門，可是螢幕淡出後，我們聽到這樣的撞擊聲響仍在持續，這是樂觀的一面，至少，他不像卡夫卡筆下的K坐以待斃；回扣片頭主人翁的求救，不是沒有人應門，只是遲了一些。

2、故事中的青年逃離與生俱來被賦予的身分，包括與之連帶的親友聯繫、習俗、信仰、語言、文化與價值觀、國籍，遁入另一種人際圈、裝扮、無神論與共和體制、語系、既頹喪又高傲作態的文化氣息及新國籍中，其實，就現象而言，生命發展似乎有了巨變，可在本質上，他仍附屬，或者說屈就於另一種權威與教條中，從這個角度，青年所說小男孩手上是槍（以色列）或小提琴（法國），並無二致。

這也就是為什麼字典中的同義詞，引發故事中對於森然羅列諸現象及其背後本質爭論的環節——超乎象外，得環其中。

3、當民主、自由、開放社會中的人用解構主義、懷疑論及虛無主義等前衛主張倡議道德廢退，舉此旗幟以行羞辱之實——逼這名淳樸的孩子自瀆的時候，他以希伯來語吼出了作為一個人最深沉、痛苦、迷失的自問：我在幹什麼？

試想，許多脫北者逃到南韓後，反說自己墮入資本主義的地獄而痛苦不堪，尤其當他們為賺取生活費用成為紅燈區的女郎，甚至上綜藝節目談論他們所逃離的記憶時，會有這樣的來賓以期待猴子雜耍的心情向他們要求：給我們表演一下你們那邊的舞蹈，唱首你們那邊的歌，講一點你們那邊的生活狀況，說一下你們那邊的方言吧！

非關命運（Sorstalanság，2005）裡從集中營倖存的孩子回家後，不理解為什麼人們總是問他集中營中悲慘的遭遇。

為愛朗讀（The Reader，2008）中集中營的倖存女性反問：人們總問我學到了什麼，可是集中營難道是學校嗎？

於是，面對新社會外界慘酷的剝削、消費，出走巴黎（Synonymes，2019）的故事尾端，這名以色列青年收回他所兜售的故事，保存了尊嚴、私密和自我完整性。

4、佛洛姆人類新希望（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2、希望，五、復活：這一個關於個人的或社會的變形概念，允許我們，甚至強迫我們把復活的意義作重新的界定——設定的時候並無需涉及任何神學意含。

在此新意義之下的復活——就此而言，宗教上的意義可以成為它象徵性的說法之一——並不是在這一個生命的實有之後，創造另一個生命的實有，而是把這一個實有沿著更有生命力的方向加以變形。

人與社會，在此時此刻，在他們的希望與信念中每一刻都在復活，每一個愛的行為、認知的行為、惻隱的行為都是一種復活；每一個懶惰、貪婪與自私的行為都是死亡。

每一刻時間都將復活與死亡置於我們面前，而我們每一刻都給了答案。

這個答案並不存於我們說的是什麼、想的是什麼，而在我們怎麼生活、怎麼行為、怎麼移動。

出走巴黎一片，故事主人翁不僅從死裡復活，還傾盡所有。

對於艾米勒這個富家公子來說，一些物資與金錢的施捨是牛之一毛，珍視這分情義的主角，卻傾盡所有以報——回贈一個唇環。

故事從這裡開始，這名青年的生命情狀朝著更富生命力的方向發展，不像寄生上流（기생충，2019）中的青年起了獵心，以奇思妙想掠奪（囤積）更多的資源。

從艾米勒的角度來思考情節，由於以色列青年的出現，打破了他坐擁一切卻百無聊賴的困局，這是一個較難以被理解的困局，而後逐步從空想中走出，終能腳踏實地生活。

5、自由的追尋同復活一樣，指的是生命 「沿著更有生命力的方向加以變形」，所以自由並不是和過去一筆勾銷，或者人能離開土地飛行，懸浮於虛空之中，也因而在關鍵時刻，希伯來語及軍事訓練的背景會從青年的身上顯露出來。

其實這些對於自由的追尋並無妨礙，局限本身跟自由就是無法切割、互為消長的體，真正妨礙的是空妄的假想，這也是青年在巴黎的生活中逐漸破除的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