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这片子总体来说不错，服装道具真.良心无误，别说国内，放到国际上能还原到这种程度的古装片也没多少，当然这些在预告片里都能看出来，我在这里主要说剧情。

片子两条线，一条线吴又可治瘟疫，另一条线孙传庭准备出征，两条线都挺有意思。

吴又可本是太医院里的一个医官，前途无量，但看不惯太医们趋炎附势、贿赂成风的丑态，故而辞官，成为游医。

第一场戏就是被一个患者家属抓走说他治死了人，最终在大堂之上证明是那家人自己换了医生换了方子，因此吴又可被判无罪。

只是由于他用药与传统药理不和，因此被勒令不准在当地行医。

对比现在，患者家属直接捅死医生，本朝⑨年义务教育，识字率高达95.9%，结果素质还不如“万恶的封建旧社会”，我真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之后一场戏也很有意思，吴又可先是误遇官军，结果在给军官治伤的时候又遭到叛军袭击，官军全灭，他又给叛军头目治病。

叛军头目是个秀才，因为大旱粮食歉收，朝廷赋税不但不减反而增加，老百姓没活路了他才带着百姓去投闯王。

看来笔杆子领导枪杆子真是个真理，是个连淳朴的农民伯伯都懂的道理，比如本朝太祖虽然口口声声“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但自己终其一生没有开过一枪...吴又可遇到了他的老师，跟他一起到军营里治病也很有意思。

他的老师坚持使用伤寒杂病论作为依据治疗，却全然不顾他的徒弟提出的此病与伤寒存在差异的意见，而且把吴又可的邪气理论斥为巫术。

结果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瘟疫果然越传越厉害，士兵们因此拒绝吃药，这老头只能一遍一遍的哭喊“快让他吃药啊，他们怎么都不吃药啊”最后自己也感染了瘟疫，临死前绝望的呼喊“我按照老祖宗留下的方子治病，就算治不好吧，也不至于治死啊，难道真是他们来索命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然后七窍流血而死。

对此我就一句话，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但是死抱着祖宗的方子来面对新的病情只有死路一条。

之后“吴又可の奇幻漂流”，然后领悟了庐山升龙霸，啊不，瘟疫的成因的过程我就不叙述了，当他回到军营的时候就与他命里的贵人（怎么好像怪怪的）孙传庭相遇了……孙传庭线远比吴又可线精彩，虽然他一出现是在天牢里…什么，这个斩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的全军覆没只剩18骑的男人被下了天牢？

崇祯你早上吊几年大明估计就亡不了了好吗？

孙传庭装逼的表示只要5000精兵，加上潼关的兵马足够了，事实证明装逼的下场只有……。

那么在潼关等待着他的是谁呢？

贺人龙。

贺疯子也是一代猛将，但是早已腐化堕落。

在见孙传庭之前，贺疯子在干嘛呢？

答案是洗劫村庄，强奸妇女，屠戮百姓，之后拿他们的人头邀功。

这一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一现象：杀良冒功。

当然，在某个“屠杀狂人”眼里大概这些闯军活动区域的老百姓也是该杀的，不过此逗比已经不在了，我就不鞭尸了。

言归正传，孙传庭杀他倒不是因为他杀良冒功，而是崇祯的密诏要杀他。

“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二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

遇敌弃帅先溃，致使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这就是贺疯子的罪状。

当着甘陕之地的文官武将的面公开处死贺疯子，也是孙传庭为自己立威。

与此同时，贺疯子的亲兵也全部被杀。

那场戏里面明军的手炮队因为没来得及后撤，还被叛兵杀了几个，这个细节相当好。

杀了贺人龙，孙传庭以为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但是他错了。

让士兵们操练，火绳枪打不中靶子，五门大炮两门哑火，有的火绳枪甚至是坏的，然后，还有瘟疫。

武器是首要问题，孙传庭质问工匠，为何武器坏了不修？

答案就两个字：没钱。

之后孙传庭又视察粮库，结果粮官企图用装着泥土和沙子的粮袋蒙混过去但是玩脱了，孙传庭在盛怒之下杀了他，却被他的幼女目睹…如果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觉得这粮官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请自行百度1998年南陵粮库造假事件，那可是当面欺骗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自己的评价“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

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当然最牛B的是，这一造假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居然没受到任何处罚，两年后还升官了，直到2013年才被处理，已经官至安徽省副省长…粮官你太苦逼了，得罪个小小的陕西总督就被杀了，要是生在本朝，你可以当面欺骗内阁首辅，不但死不了，还能继续升官发财哩。

缺钱是问题的核心，孙传庭去找土豪做朋友。

土豪确实愿意跟他做朋友，但是不愿意给朝廷出钱，孙传庭张口要10万两白银，土豪们多的给出500两，少的只给50两。

孙传庭气愤不已“门外那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朙朝的，大朙朝要是亡了，你们给孙传庭有什么用！

”同上，要是小伙伴觉得这些土豪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想想本朝，土豪们不是照样给官员豪车豪宅现金珠宝，却偷税漏税吗？

至于瘟疫，孙传庭倒是一开始没当回事，医官不行就杀了换一个呗，当然，当最后一个医官也被他杀了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来了…幸好这时候，吴又可来了。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开始分工合作，吴又可治病，孙传庭秘密清查被土豪们占领的军屯，一切貌似走上了正轨。

但是崇祯隔三差五催孙传庭出兵又不给播一文钱一粒粮食却为大朙的覆灭留下了伏笔…言归正传，在吴、孙二人夜♂里♂畅♂谈之后，吴又可又被绑架了，而且绑架他的就是之前那个秀才，话说他也是官军了，只是听说闯王有令，活捉吴又可有重赏…当然孙传庭最终搞定了他们，但这一事件，以及一个绝望的患病士兵绑架了孙传庭的老婆这一件，导致了孙传庭对于患病士兵的不信任，他开始建造牢房一般的隔离区…随着崇祯越催越紧，影片逐渐进入高潮部分。

孙传庭在与土豪们的宴会上提出要收复他们侵占的田亩，并且把与他们勾结的总兵任琦抓了起来给他们看。

谁知土豪不以为意，反而当面肛他“就凭任琦的空口白话，孙传庭你想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其实有那么一瞬我都有点敬佩这个土豪了，我等当着吧务的面作死大不了换个号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当着陕西总督的面作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

但是，土狼说过“人作死就会死”，于是孙传庭一句话“问得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的副将拔出短刀割断了土豪的颈动脉。

孙传庭命人宣读罪状，47家土豪处死，家产充公。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土豪抱着他的大腿求做朋友，结果被他一脚踢开。

之后他的台词可谓经典“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

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自古道得民心者的天下，你们知道民心是什么吗？

民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党哭着喊着也要死守18亿亩红线的原因，希望那些动了歪脑筋的土豪引以为戒。

大军就要开拔，百十个重病号却还没好，如果随军开拔可能会导致瘟疫死灰复燃。

这一问题让吴又可头疼，孙传庭却不以为意，他的解决方案是和吴又可喝酒…他问吴又可，“大明朝是否气数已尽？

”吴答曰“本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治愈”但是孙传庭没时间了，他需要猛药。

夜里让任琦进入隔离区防火，然后再令士兵包围隔离区，手炮火绳枪一通上，问题解决了。

吴又可苦笑道“将军控制疫情的方法真是远胜于我”之后夜间逃离军营。

孙传庭制止了手下前去追杀的提议，大军开拔。

然后，“传庭死而明亡”。

这片子总体来说相当不错，吴又可线平淡如水，要是剪短一点把重心放在孙传庭线上就更好了。

这片子是明粉拍的，但是明朝吧却把这片子黑粗翔，反倒是我等天天抽朙粉的洋奴力捧此片，真是患难见真情，谁才是良心一目了然。

至于此片，总结起来就是“一文一武企图扶大厦于既倒，可惜虽有报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大朙病入膏肓，气数已尽，早已在劫难逃”人文气息不可谓不传统，但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又怎能不动容呢？

这是一部向改革者致敬的作品，立意很高，但制作略显粗糙。

瘟疫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其时犹如病入膏肓的大明。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背井离乡，机缘巧合之下在潼关一起卷入了这场危机，共同临危受命，治病救国。

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整个剧情的主线，是围绕两人互相启发、互相影响而展开的。

影片一开始凸显了孙传庭的气焰：只带五千精兵、斩杀贺人龙、收揽地方军政大权，而紧接着就制造了现实与希望的极大落差，描绘了一幅内忧外患的情景——潼关守军装备残破、府库不足、兵士倦怠，根本不堪大用，直到瘟疫的爆发，把这场危机推向顶峰。

此刻大家都很清楚，不变革，就无出路，就必死无疑。

然而，像所有的改革者一样，吴和孙首先面临的是重重阻力：传统和权威的掣肘：吴又可的师傅一再强调《伤寒论》的老方子，不肯分析新问题、研究新方法，贬斥吴又可中央的不信任：皇帝担忧兵权在握的孙传庭时久生变，一再催促出兵却不发粮饷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地方上的土豪士绅为维护自己的田产，处处阻挠孙部征地征粮内部的分裂：大敌当前，而自己身边不断地冒出吃里扒外的叛徒那些想要挽救的人，偏偏还不愿配合：得病的士兵不肯吃药最后，吴又可“重症用猛药”的一席话，点醒了孙传庭：改革没有退路，披荆斩棘也要前进。

孙传庭终于大开杀戒，直到夜袭伤兵营一幕，把全剧推向高潮。

此时孙传庭已放下了所有的怜悯和仁慈，而他与吴又可潜在的矛盾，此时已再也不能调和——同是改革家，吴是医者之心，悬壶济世，不分敌我；而孙是军人，国难当前，不能不痛下杀手。

影片的最后，孙传庭壮烈战死。

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就算此役战胜，也不可能有所善终（那些土豪朝中的内应会无动于衷么）。

他背负了改革者的原罪——牺牲无辜，他杀业深重，死是他唯一的结局，也只有其死，才能对应吴又可作为救人者的生。

吴又可发现了克制瘟疫的方法，但是最终没有救成那些病号；孙传庭励精图治，最后也没能挽救大明。

积重难返之下，人亡，国亦亡，这个劫数，终究逃不过。

世上最可悲的事，是找到了方法，却已没有时间。

改革，何必待到危亡之时。

我知道即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现在也没人喜欢，因为严肃的姑娘没有瓜。

说到姑娘，感觉这稿子又悬了，因为全篇只有几张老男人的脸。

所以是时候积累真正的文化底蕴了。

你可千万别走，就假装正经这么一回。

我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明朝到底是怎么没的，你准爱听。

是不是越来越像瓜？

明思宗崇祯17年（1644年），李自成大兵攻陷了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精神崩了，杀了宫中所有的姑娘，逃到煤山，在一棵歪脖树上上了吊，大明王朝从此灭亡。

就在两年前，垂死挣扎的崇祯还信誓当当的给积弊已久的大明朝下了最后一剂猛药，但结果可想而知。

这就有了根据史实改编，由王竞执导，2013年上映的大型古代战争剧情片《大明劫》。

但当时王竞似乎并没有向商业妥协的意思，把资金一股脑的全都花费在了电影本身，没有了宣发的费用，使观众对电影毫无关注和预期，导致院线排片量极低，全国上线一天即下线，仅仅收获了惨淡的454.1万票房，让3000多万的投资血本无归，从此王竞就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再无新片问世。

尽管如此，从服化道、演员表演、人物塑造、剧情主题等电影的制作维度来讲，《大明劫》可谓是近年来全方位被低估和忽视的国产历史片。

现在回头看来，这段拍摄于7年前，真实与虚构交织，距今已378年的明朝历史横截面，仍颇具强烈的现实意义。

只能遗憾的说，一部好的电影或许经不住商业金钱的考验，但一定能积蓄口碑耐得住时间岁月的考量。

下面就来看一下这部低开高走，豆瓣高达8分，讲抗击疫情和王朝覆灭的《大明劫》。

崇祯15年，李自成的闯军围攻开封已久，连年战火、时疫横行、民不聊生的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崇祯帝（余少群）迫不得已释放了含冤羁押狱中的孙传庭（戴立忍），任兵部尚书（督师），命其率明朝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南下陕西潼关，攻打李自成解围开封，平复战乱。

与此同时，不惯太医院搬弄权术，败于办公室政治的吴又可（冯远征）辞了医官当了一名游医，却因给病人开猛药方遭到大众误解，被府衙驱逐，只能去陕西潼关投奔师傅医药提领赵川（钱学格）。

临危受命的孙传庭仍抱有力挽狂澜、匡扶大明社稷的爱国理想信念。

怎奈地方割据专权、官员贪腐渎职、劣绅蛀虫横行的现实着实骨感。

而朝廷非但不予补给粮饷还再三逼其火速出关，不容他战前从容布局练兵。

处处受挫、步步险棋、进退两难却不容有失的孙传庭为保大明朝的一线生机，只能果断采取以下非常凶狠之手段。

第一步打老虎：受命督师潼关前，崇祯大殿上问孙传庭有什么要求。

孙提出有五千精兵加之当地驻军足以。

崇祯却以"当地驻军若听调遣，和至今日"语调，怼了孙传庭一番。

足以见得，此时的崇祯已经人格分裂。

自己的天下却难以差遣将臣是谁之过错？

因此孙传庭到潼关的第一件事就是干净利落的斩杀总兵贺人龙这个大老虎，捕其亲信，夺回军权。

第二步沙场点兵：随后孙传庭去到兵营，视察兵士训练和武器装备情况。

孙懂得强有力的兵源和精良的装备才是出征保胜的根本。

沙场秋点兵后的他大失所望，大明军队的腐浊程度远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百倍，兵源不足，操练缺乏，武器残次，弹药短缺，完全不具备出征应敌的硬件条件。

第三步查验军粮：粮草是军队的生命线，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检查粮草时，孙传庭慧眼识破了当地粮官企图以无充有蒙混过关，掩盖粮草不足的诡计。

愤恨中孙将粮官斩杀于粮仓，要稳军心、得民心就要筹措粮饷。

第四步清退屯田诛杀蛀虫：朝廷国库空虚无粮饷补充，崇祯又忌惮孙传庭成为第二个贺人龙，只一味命其火速出关，不予补给。

背着千疮百孔的大明负重前行的孙只能从当地豪强劣绅下手，让他们清退屯田补缴钱粮。

而这些侵蚀大明朝多年的蛀虫只在乎眼前利益，全然不顾江山社稷安危，勾结军队统领，使出万年不变的手段——毁尸灭迹、死无对证。

再次陷入绝境的孙传庭，只能断然使出杀招，清除内鬼、法办劣绅、充公家产。

第五步选人治疫：军需军备已初见端倪，但潼关的疫情早已从民间蔓延至军中。

赵川依照《伤寒论》的传统手法医治时疫病症并不见效果，加之军队统领仍对军士染病治愈抱有幻想，不顾事态紧急，蓄意隐瞒疫情，直至军中大规模扩散，减员无数。

孙传庭见状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启用与传统医道向左的游医吴又可。

吴又可是片中唯一给孙传庭排忧解难的人。

他通过对时疫病例的长期观察研究，主动求变，改良手法，果断用药，开创了一整套防治瘟疫传染病的手段，有效稳住了疫情，下面再来看一下吴是怎么为孙传庭出关平乱送去一线曙光。

《每分钟120击》丁达尔效应的名场面第一步确定人传人：吴又可通过200多年后才被现代科学发现的丁达尔效应也就是光的散射现象，发现时疫在人际间迅速扩散是依靠一种所谓疠气（即病毒）的东西在空气中传播，从而确定了人传人的传染途径。

明朝N95口罩第二步戴口罩防护：针对人传人，吴又可要求军营中与病患接触时，必须以面巾遮掩口鼻防止疠气侵染，最大程度的阻断传染途径，降低病毒感染概率，应该说早在明朝，我国就已经有了医用外科口罩的雏形。

明朝健康码

第三步健康分级制：以各色布条为记，将轻症、重症、健康兵士区分开来，针对人群的轻重缓急对症分级下药，优化药剂供给和人员类别，有益于治疗期间的统筹管理，像不像健康码？

明朝方舱医院第四步建方舱隔离：染病军士按病症程度，在兵营中画地为界建立"方舱"，分别在指定区域内隔离治疗，不得随意走动，焚烧染病士兵遗体，有效的防止二次传染几率。

擅自出营，二次传染

第五步防止二次传染：在诊病中吴发现一些原本健康的兵士却无故病情加重。

原来他们贪念钱财，擅自违反隔离制度，去乱葬岗挖人以百姓冒充士兵骗领抚恤，形成时疫二次传染。

吴快速将情况上报孙督师，及时避免军营疫情的二次复发。

瘟疫得到控制，武器粮饷也在有序补充之中，但开封告急，朝廷一再催促孙传庭出关迎战。

圣命难为，臣子别无他选，硬着头皮拔寨出征的孙传庭只能狠心火烧方舱中的病症兵士，以免时疫再起殃及后方。

吴又可见此情此景，深知大明气数已尽无可挽回，唯有不告而别，游走江湖行医者之事，整理病例手稿最终编撰成传世之作《瘟疫论》。

而孙传庭的命运与大明王朝的结局一样，从被释放的那刻起就早已注定。

为让你对两个历史人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这里擅自主张与搜索引擎公司合作，提供以下两段信息。

孙传庭孙传庭（1593-1643），字伯雅，又字白谷，代州镇武卫人，明末著名爱国将领，最终在率兵镇压李自成民变时，兵败战死潼关，马革裹尸，年约51岁。

《明史》记载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足以见其在明朝军事上的历史地位。

吴又可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江苏东山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著有《瘟疫论》，开创中国传染病之先河，最终因拒绝清朝"剃发令"而被处死。

其经方"达原饮"用于2003年非典治疗取得奇效。

《大明劫》是严格按照史实走向呈现两个人物的，不过这两条人物线是否在真实的历史时空中生产过交集、发生过碰撞，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佐证。

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末的孙传庭和吴又可无论身处何地相遇与否，命运都紧扣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裹挟在王朝兴衰的历史洪流之中。

说回本片类型——古代战争片，似乎必须与场面宏大、气势恢宏、经典史诗这些词语挂钩，但王竞导演并没有在这些"表面功夫"和内政宫斗上做文章。

开场寥寥几分钟攻城战之后，便转向细致扎实的文戏。

据说在《大明劫》开拍前，王竞已经潜心研究明朝历史和片中人物达两年之久。

放弃大众喜闻乐见的视效大场面和强戏剧冲突等类型片元素，四平八稳的将镜头聚焦到孙传庭和吴又可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刻画上，用过分充足的篇幅着墨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王竞选择了与商业属性背道而驰，这有悖于古代战争片收割票房的惯常套路的做法，也正是《大明劫》票房惨败的根本原因。

这剑走偏锋的做法当然是王竞导演的刻意为之。

他或许就是想拍一部突显文人气质，折射社会现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

这样做注定要得罪投人和资本。

纵观王竞导演的作品不难看出，不论是展现春运的《一年到头》，还是揭露医疗黑幕的《我是植物人》，以及大家最为熟知的颜丙燕主演的反应离异妇女艰难生活的《万箭穿心》，都是社会现实题材和注重观点表达的电影。

当然相比以上作品王竞导演在《大明劫》的商业化上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还远远不够。

回首2013年国产片票房10佳，我们不禁要问是要《小时代》《富春山居图》动辄套取几亿人民币的商业模式，还是要做一件关于电影本身的事呢？

这个话题多少有些悲观，但值得肯定的是就在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我们回顾的不正是《大明劫》这种被货币数字淘汰的影片吗？

而《大明劫》也正是秉持了导演的创作惯性，在一年的时间内（1642年），展现两个封建王朝的精英人物坚贞的与害国蛀虫和疠气瘟疫死磕的故事脉络，来反衬出已是"植物人"的明朝万箭穿心前注定难以魔改的劫数。

《大明劫》在不触碰历史红线的前提下，将孙传庭金戈铁马、整装出关前，解决军需之忧、肃清害国蛀虫的用兵行事之道与吴又可诊断杂症、判定时疫，有悖常规下猛药去疾救人之道，虚构拼接，形成武将和游医、救国和治疫两个人、两种道之间的呼应和对比，揭示出在王朝兴衰中人物们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命运抉择。

孙传庭和吴又可在各自行业同样是犀利的下猛药者，但猛药能救人性命却不能扶正救国。

治人一者可为，医国一者难为。

爱国武者唯有马革裹尸来报效国家，而明医道者唯有著书立说使医道长存。

历史的车轮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是疫情还是其他，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总会有一个老年人跳出来给你讲述那位小姑娘的"音容笑貌"，不见，大明朝！

见到原编周先生说，导演大修了剧本，有点失望。

电影的整体不错，氛围、人物、时代困境全出来了，但就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一直想找周先生的原稿看一看，可惜，一直没有时间。

电影有两条主线，但我认为有一条是死线，过度的弘扬《瘟疫论》是死线。

大明亡于什么？

我觉得导演没搞清楚，大明本质上并不亡于李自成的成功、孙传庭的失败、皇太极的勇武，试想，在座各位，今天会担心北边牧马的那帮人扬鞭中原吗？

大明亡于落后啊。

中医代表什么？

落后。

中医代表落后。

很多人可能自己都不能承认这一点，但这不重要。

就象老螺所说的，信中医和武功的人，这辈子算是没活明白。

锤时代的老螺和那个时代的凤姐，装傻充楞，其实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精。

手段也许不怎么高明，至少他们阶段性的目标实现了。

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鼓吹老罗，相反，我觉得他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我不得不承认，他那句话有道理。

善于忽悠的骗子总是比普通人更能了解人性的最弱点。

中医用几百种常用中草药，通过数学上的排列组合来治疗人类数以万计的各类疾病，他们不需要知道病因，甚至懒得给五花八门的各种疾病找一个病名，那太浪费时间了，只需要活在故纸堆里，活在不刊之论的经书中，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觉得不靠谱。

1594 大明引进了红薯，但直到百年后，大清，才得以大面积推广，为什么啊？

——因循守旧。

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红薯就是生产力啊。

这个时代，智商高点的人都跑去读书了，读的无非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出口成章，整个社会以读圣贤书然后做官为荣，科技是什么——奇技淫巧，把科技交给最低等的人去干，你不亡谁亡。

整部电影，一半是医学，什么发现瘟疫的传播途径比西方人早两百年，吹得太过了，中国人早就发明了种旱痘、水痘，但是和现代防天花的种痘法，是一回事吗？

很明显，古代所谓的种的旱痘、水痘、痘衣、痘浆是无效且有害的，不求甚解的防治手段，虽然说伪科学有点过，但说他不思进取则“实至名归”。

这部电影的导演，正如老螺所说的那样，信中医和武功的人，这辈子算是还没活明白。

这部影片不能当做灾难电影（的古代版）来看，以类型片的要求，它的节奏感太差，紧张气氛的营造还远远不够。

它实际上是一部相当“中国”的电影，一个王朝大厦将倾时的诸多问题它均有涉及，更重要的是，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医道仁心，都是它表现的重点。

用一些更现代的观念来考察，它也触及到一些最根本的矛盾。

比如孙传庭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战，他只是在保卫一个空头的王朝，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甚至在这个保卫的过程中，具体的人都是牺牲者。

“大明劫”与其说是一个王朝最后的挣扎，不如说是一群人在乱世里的挣扎，在这个个人的生命随时会被剥夺的乱世，不管你是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总督，是不可一世的草头王，乃至是皇帝，还是受人尊敬的名医，都在这个方生方死的乱世里沉浮。

真正的“劫”是人之劫。

大明之亡，真正亡掉的不是一个政权、一个王朝，而是“天下”，是这个“天下”得以构建起来的观念体系。

甚至这跟某一个具体的王朝都没有直接的联系。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生活在“率兽食人”的时代，每一个清醒者都是生活在末世里的。

在这个末世里最后的光是什么？

影片的结尾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乱世里，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互相厮杀，以致举家尽殁；而归隐田园、其乐融融，并且留下著作传之后世得到“不朽”的是技术专家。

这个“技术专家制胜”的隐喻有其乌托邦色彩，却也是影片矛盾的核心：技术可以为任何政治势力服务，但也无法被任何政治力量轻易绑架。

但是反过来，技术对“这个”乱世而言，也是于事无补。

技术专家远离历史的方式，是构建一个只属于特定的技术门类的历史（譬如影片中的“吴又可”之于“医学史”）。

当然，这种看法本身仍然属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代”，技术的统治究竟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技术之于历史的影响究竟大到怎样的程度——是如何高估都不为过的。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影片中的主人公吴又可不是一个医者，那编剧为之赋予的结局恐怕不会那么好，在技术之外，吴又可身上多少还体现出一些与“人性”有关的东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孙传庭的霹雳手段。

然而，无论是孙传庭的“杀人”，还是吴又可的“救人”，都改变不了那个时代，而被时代根本改变了的，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与历史同样冷酷无情的，也是技术，吴又可的老师赵川临死之前那悲怆的呼喊，正是映照出了技术的无情（也可以说是“自然”之无情）。

当技术需要改变的时候，与历史走到它的十字路口时一样，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是明季究竟是不是这个路口，只有人们自己去体会了。

华语电影里关于瘟疫病毒最好的一部电影了。

北电教授王竞，代表作《万箭穿心》拍摄地就在武汉。

明朝瘟疫，孙传庭大将一把火把感染瘟疫的全烧死，历史争议人物，内忧外患，瘟疫治成，大明亡了。

个中诸多细节，放到今日都能一一对应。

孙传庭一脚将陈相公踢开：“天下糜烂，流贼四起。

百姓从贼，全因饥寒所致。

百姓饥寒，全因无地可耕所致。

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以为人心是什么？

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绝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他李自成输得起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

”文/东SIR公众号：抛开书本初识此片在CCTV6，甚喜影片的真实感，以强大的历史真实虚构整个故事。

书本上没有记载孙传庭与吴又可的这段相遇，而影片对每个人物、对那个时代历史背景的描写又几乎都有明明确确的史料可供背书。

1 片中崇祯说：“开封重镇苦守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啊。

”一副忧国忧民状，这实在是崇祯的原貌。

崇祯十六岁登基，勤俭克己，剪除巨阉魏忠贤，掌声一片，其每以明君自况，然其又御下严苛、生性猜忌，晚年几与全臣为敌，煤山自尽无一臣相随，愤然留下政治遗言“朕非亡国之君，而诸臣皆亡国之臣。

”也因为其生性猜忌，早前是在孙传庭把闯军打得灰飞几乎烟灭之际，将孙传庭无辜入牢，闯军死灰得以复燃，才有了影片中的危局。

才有了影片开始时孙传庭以其入狱前情形度闯军，信心满满的说以五千兵卒足以灭之。

然孙传庭去到潼关，亲临一线，始知闯军壮大神速绝非五千兵卒可敌，再要增兵加粮，猜忌成性的崇祯又疑其欲拥兵自重，坚不增兵拨粮，只催其火速出兵。

这一君臣相疑，君有心悬子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野心，却无用人不疑的宽广心胸。

臣有忠君爱国，解救黎民的雄心，却也有君疑其不忠，国不以其爱的苦楚。

在影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2 再比如影片中有孙传庭向乡绅筹款，乡绅中带头大哥以百两银子敷衍之，此情景亦可见于明史。

崇祯也曾向臣下筹款，首辅便以百两银子敷衍之，次辅扬言毁家纾难，回家贴告示于宅“此屋出售”，世人于此等事断不糊涂，会于此时向次辅大人购宅，于是帝王想要的捐款便望穿秋水又天荒地老了。

3 片中吴又可感叹“逃是死，不逃进军营医不好也是死。

”此情景便是日后孙传庭的宿命，影片后大约一年多孙传庭兵败潼关，想逃回朝廷必是死，于是冲入敌营，以身殉国。

可叹，其以身殉国，国不以其忠，崇祯以其败未做任何封赏犒慰其家人，反疑有诈。

4 影片中基本没有文官的画面，实际上在大明危急存亡之际，文臣也实在无甚作为。

明在孙传庭之外，还有些许殊死一搏的机会，如以吴三桂关宁铁骑回防京师或崇祯南走去宁，效法大宋，绵延大明国祚。

内阁或恐清军起兵犹豫或以“君王守社稷”祖制拒行。

此些法于大明困兽犹斗，放手一搏，不是全无胜算。

崇祯死前二天愤懑的写道“文臣个个可杀”。

（关于崇祯为何没有南走，一直中国历史留给后人最可想象的谜之一，未必全是内阁相阻，吴三桂不回师也曾有各种解释。

然内阁在此时全无作为则是确实。

） 5 取代文臣站在君王身侧的是太监，大明最后的时刻，陪崇祯赴死的是太监王承恩，甚至到后来的南明，东林党与阉党各种党争，真清军来袭，东林党大佬有降者，而阉党每多战死或追随君王辗转艰难逃亡直至缅甸，于明廷之忠言，阉人倒是身先。

如以上所见，影片中的各个细节都可以在真实的史书找到注解。

可以这么说影片用真实的史料堆砌一个个历史人物，历史背景，构写了整个故事，故事固然是虚构的，然而因其是以真实的历史资料堆砌而成的，所以观众对那个时代的状态，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感受尤为逼真。

反观我们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人物服饰精准到针眼线脚都是原物高仿，发型眉梢凭肉眼难辨真假，还佐以口音乱真入耳。

然而对人物的精神面貌，所处时代的精神面貌却是不求甚解，或名人光环傍身或胡乱想象脸谱化表演，哪怕拍个真实事件也是离题万里，观之劳神伤目。

法人笛卡尔言“我思故我在”同样一个人存在、一个时代存在、一件事存在都是因其思想过或者是其有可供思想的精神存在过，外在的呈现只是帮助观众更好的沉浸到作品表现的时代中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而现在好多作品本末倒置的对外在东西一丝不苟，对内在精神胡乱潦草，这样的所谓真实离作品该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是格格不入的。

《大明劫》为这些作品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以精神世界的真实入手，以还原人物、时代的精神世界为最主要目标，拍出可细品、可深思、可借鉴、可反思的历史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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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开始，砸钱堆明星的古装大片长期在内地影院肆虐，在最近一年终于消停。

《大明劫》叫人想起去年的《柳如是》，单从题材选择上，它们就跟清宫戏以及多数古装大片区分开来。

它们严肃、正经，有真实人物，同时针砭历史。

这类投资不大、反馈良好又足够深度的历史制作，它们本应是大流，如今却是屈指可数，足可见当下电影创作的空白，乃至于对历史的漠视和回避。

拍摄一部古装片，遇到外景拍摄、需要大量群众演员，成本低不下来。

在中小成本电影里，《大明劫》算是投入不小（编者注：3000万），不过，它并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大场面，也缺乏动作设计等本来可以有的看点。

整体上，人物绷得太紧，主题显得过于严肃，风雨飘摇，令人放松不下。

面对官、民、兵、匪的多方冲突，倘若缺乏明末历史的背景知识———尤其是对进了电影院就不愿动脑子的观众，这样的影片恐怕不好理解。

过去几年，无论导演王竞还是编剧谢晓东，他们的电影制作（如《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往往和“良心”、“诚意”之类的评价挂钩，有着难得一见的电影人气节，几成特色。

我尊重《大明劫》，它沉稳、平静且有厚度。

电影抛出“救国还是救人”的问题，直面一个知识分子乃至一介凡夫的内心困境，暴露了传统的道义两难，围绕小个体与大时代的命运纠缠，充满感染力。

祖宗之法不可行，下完猛药也不灵，沉疴痼疾，病体难治，说的是明朝事，又何尝不是当下。

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电影带给我的触动是生与死的一念之间，直至所有人都知道的明朝覆灭结局。

落日长河，兴与亡烟消云散，谁能得永存？

我会向你推荐这部电影，然而认真来讲，《大明劫》有太多匠气，离真正的好电影尚有距离。

譬如电影感的欠缺，王竞总是缺乏想象力，难以把电影拍摄得更好看———充满才华、不乏棱角的那种好看。

因为看完仔细回想，我跟朋友都有这样的发现：几乎想不起哪一场调度、哪一个技法或者是哪一场戏能让人印象深刻，疏于节奏，难以挑动情绪。

看下来，就只记得戴立忍的放和冯远征的收，这不能不说是《大明劫》的遗憾了。

【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26/content_1958620.htm】

将吴又可与孙传庭两个人放到一个时空里演对手戏确实是蛮妙的一个想法。

一个救人，一个救国，一个医者仁心，一个杀伐决断。

两人都面临强大的敌人，都处于凶险的环境，在这其中都因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产生了共鸣，但两人行事风格差异太大，目标不同，又从携手，走向分裂。

最终一个得以归隐并留下著作，一个战死沙场以身殉国，结局不同，但也都算求仁得仁，这点上又都从割裂走向统一。

只是两人冲突还有些不足，整体节奏稍显平淡，质感一般，但依然不失为好片，尤其是最近听那些年的历史刚好讲到孙传庭，就更有共鸣。

特别喜欢片中孙传庭说，出关，的那一幕，旁边人揭下帐篷，阳光洒进来，他扭头望去，那一刻他可曾在想，这是曙光还是回光。

确实，孙从出狱后二进宫，一方面对手是几年之中已完成蜕变的闯王，一方面背后的朝廷已病入膏肓，他孤立无援，面临的是必死之局，然而就像他第一次督师陕西说的不可为而为之一样，那个男人，没变。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正值兵荒马乱的大明王朝在这突如其来的瘟疫面前便手足无措，赵提领的死无疑讽刺，孙传庭和吴又可像是两路人，但他们共同拥有的恰是最宝贵的人心。

面对地方官员的推脱捐粮，孙传庭无奈道：＂大明如果灭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人心就是粮食！

＂吴又可又在临危受命时慷慨道：＂逃是死，到军营治不好也是死，不如为国殉职。

＂在影片的最后，选择了拒绝并退隐。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这部电影放在今天这种时刻意义也极大，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无良商家哄抬口罩防护设备等价格的行为何异于明朝地主想方设法发战争横财？

李文亮医生的死真真正正讽刺了政府的无所作为。

病毒的宿罪是蝙蝠，难扶的其实是人心啊！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

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

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

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

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

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

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

互相杀食”的记载。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

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

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

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

“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

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

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

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

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

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

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

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

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

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

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

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

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

这是腺鼠疫。

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

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

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

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

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

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

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

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

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

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