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是天堂

这样的拍摄手法非常好呀！

导演可爱啦。

就好像是在以一种现身的方式、给这个人人都可以做导演和拍剪视频时代的观众做出一种，想要拍好一部电影（视频）的示范和指导——用现实中的真实姓名、真实身份、包括正在拍摄这部影片（视频）的真实片名出境于镜头之内——用旁观者的视角和身份，重新去观察和审视国与国之间（主要是自己国家与他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大家与大家之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可以解开一直困扰于心的那个心结，包括可能的与自己和解的那团。

苏雷曼离开自己的祖国巴勒斯坦，去寻找一个无需遭遇日常暴力、路障、身份检查的地方，他前往了巴黎、纽约，他的发现也是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与其自己祖国截然相反面的井然有序。

街道、公园、道路、交通、餐厅.....人与人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甚至于一起巡逻的警察、相遇在公园里遛娃的主妇们.....都井然有序到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或怀疑——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整齐划一？

（当然，电影有其需要渲染的成分）当然，与之同时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的，也正正是因为这“人与人”、“物与物”之间毫无无互动的绝对物理距离，以及绝对规则服从带来的——缺乏生机和创造力的静谧空气和荒芜街区。

在这个时期看这部电影，多多少少带来一定的“现实共情感”和思考。

在极少的台词中，我记住了这么一句——“所有民族的人民喝酒都是为了遗忘，而你们巴基斯坦的人民喝酒是为了记住”。

天堂在不在： 看完了电影《必是天堂》，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电影，电影充满了批判、诙谐、滑稽、烦恼、质疑、鞭挞、探索、呐喊、嘲讽。

电影里有两次对话最为经典，一次是小偷和他父亲的对话，全文如下： “小偷”“跟你学的”“混球”“你生的”“人渣”“你的人渣”“醉鬼”“也不瞧瞧你自己”“流氓”“以你为榜样”“败类”“拜你所赐”“拉皮条的”“记院你开的”“恶棍”“有其父必有其子”“表子养的”“你养的”另一次是路边躺着一个流浪汉，有人打了举报电话，然后一辆车过来巡逻，下来两个热心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女工作人员上前和流浪汉对话，全文如下： “你好先生，你还还吗，不舒服吗”“没有”“头疼吗”“不，不”“心脏、腹部、腿发麻”“没，没有”“在吃药或接受什么治疗吗”“没有”“口渴了吗”“是的”“你饿吗”“饿”“牛肉还是鸡肉”“鸡肉”“意大利面、塔布勒沙拉、两样”“两样”“要配点甜品吗，奶油布丁、提拉米苏、巧克力”“巧克力”“茶还是咖啡”“咖啡”“你对生命过敏吗”“没有” 电影的导演、剧本、主演都是伊利亚·苏雷曼，电影属于全程经历和历险，也是见证和思考，更是种渴望。

电影有厚颜无耻的小偷，有脱离戒律的潮流，有想吃霸王餐的无赖，有街头打架的流氓，有欺负流动商贩的管理员，有绑架少女的劫匪，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有狂热战争的清洁工，有持枪癫狂的群众，有乘地铁不想付款的低收入者，有到人间抗议的天使，有混入人类当中的魔鬼等等。

电影全程苏雷曼都没什么台词，除了眼睛就是眉毛，这是无声的艺术，似乎他只能是一个旁观者，或是被世界疏远和边缘，更像是被误解和特意淡忘。

或是电影的这种边缘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巴勒斯坦，电影也在表明，世界都一样不安宁，天堂也没有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存在任何一个地方。

真正的天堂就是人间以外，像是文学中说的世外桃源，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是非、烦恼、无奈，容易被物欲诱惑，污染，最后迷失本性本心本来。

现在的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汽车、空调都是污染，手机、电脑、信号基站都是辐射，导弹、枪支都是威胁，工业污染、环境破坏都是人类的掘墓形式，人类自己就是掘墓人，垃圾处理，气候处理都是难题，资源掏空，教育缺乏都是隐患，思想禁锢、文化压制、想象剥夺都是毒害。

几千年前屈原喊出了举世浑浊，佛教把人间比是欲界，五浊，基督教形容人生来就有罪，科幻世界形容地球是外星人的监狱，或是实验室，人类或是被放逐，或是一种产品。

基督徒的理念是信仰上帝，用自己的虔诚获得上帝的谅解，然后从肮脏的人间摆脱，到天堂去享乐。

道家说的是修仙，用成仙的方法试图摆脱人间的束缚，和死生枷锁，人身内有三尸，总会控制人的心志，诱发人堕落，糜烂自己的人生。

佛教承认有轮回，人只有行善才种得善因，可以有好的轮回，只有读经才有大功德，欲界之上还有色界，比欲界更淳朴，上面还有无色界，就更淳朴了。

工业社会，经济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难有天堂，就说农村，现在的农民也是一副唯利是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嘴脸和心机，古代那种淳朴是很少了。

有钱被人羡慕、尊重，没钱被人嫌弃，讨厌的生活规律在农村也是经常有的，农村里的一些老人、大人都很残暴，他们像长不大的人，没有规矩和博爱，有时候会憎恨别人家的小孩，不是谩骂就是拳打脚踢，老不像老，大不像大。

造成这种过激是农村人缺乏文化，有文化才有道德，才有礼仪，有教养，有博爱，才能有精神层面的追求。

否则就是幼没人爱，老没人尊，富欺负穷，强压迫弱，这样的环境怎么会是天堂，不就是地狱和熔炉吗。

城市更不可能像是天堂，没钱寸步难行，朋友更多的都是利益关系，很多人买车买房都是贷款，目的就是获得别人的尊重，能体面活着，其他的是否有善，有素质都不重要。

古代还可以躲到没有人烟之外，过着垂钓的生活，或是在幽谷结庐，荷锄种兰，与世无争，摆脱繁文缛节，名利羁绊，任性于自然当中。

如果能像电影里对待流浪汉那样，以人为本，那么热心肠，那么专业，那么兢兢业业的服务别人，天堂还是存在的，前提是需要争取，把不人道的旧秩序变成有人道的新秩序。

本文译自BFI Sight & Sound 2021年6月15日发布的采访，作者 Nick Chen

这位面无表情的悲喜剧演员谈到了他的新电影《必是天堂》，影片内外暴力造成的创伤跟随着他从巴勒斯坦蔓延至巴黎，以及为何他在年轻一代的同胞身上找到了希望。

当一些编剧和导演给出自己最华丽的台词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的第四部自导自演的故事片中说出了这三个词：“Palestinisation is everywhere”。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最新的悲喜剧《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在被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才打破了惯常的沉默。

“拿撒勒，”E.S.回答，然后补充道，“我是巴勒斯坦人。

” 在这部获得2019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提名奖的影片中，E.S.是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他被整齐地安排进精心编排的演出中（mise-en-scène），故事情节松散，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

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文森特·马拉瓦尔自我嘲讽，他对E.S抱怨道:“你的电影还不够巴勒斯坦……故事发生在巴勒斯坦，但它也可能是任何地方。

”

神的介入 (2002)7.22002 / 法国 摩洛哥 德国 / 剧情 喜剧 爱情 战争 / 伊利亚·苏雷曼 / 伊利亚·苏雷曼 Manal Khader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性的诗歌与暴力并列的喜剧性插曲。

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两名士兵在一辆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像头转移到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身上。

时光依旧 (2009)7.62009 / 英国 意大利 比利时 法国 / 剧情 / 伊利亚·苏雷曼 / 萨莱·巴克里 伊利亚·苏雷曼 与此同时，E.S.注意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跟随他。

或者，正如真实的苏雷曼新冠肺炎爆发前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在这里,经过编辑的文字记录显示,苏雷曼本人是如此健谈,让其他导演看起来就像E.S.般沉默。

Q：Gael García Bernal把你介绍给一个制片人时说:“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电影制作人，但他拍的是有趣的电影。

”这是真的吗？

A：确实是这样，这是原话，他把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他曾是华纳兄弟的老板，他告诉克林特，“他是巴勒斯坦人，但他制作搞笑电影。

”克林特冲我眨了眨眼睛，说:“好吧，倒霉的事总会发生。

”Q：你有在向华纳兄弟推销电影吗?A：华纳兄弟倒是想拍一部我的电影。

我问:“你们为什么想做这个?”他们说，“这对商品目录有好处。

”在美国，华纳想拍我的电影是不太可行的，除非我为他们拍摄?所以我把它剪短了。

Q：说实话，《必是天堂》有点像纽约电影。

A：这仍然不是我被要求拍摄的商业电影。

但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我都听过，我只是把它们电影化。

Q：在你的电影里，世界被暴力联系在一起。

A：这促成了这部电影，全球性的暴力异常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

我曾在世界各地生活过，接受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暴力不只在当地的地缘政治领域，实际上你去到的每一个地方，暴力一直都有。

我们被警笛声所伤害，有时我会等着看那是辆救护车或消防队的车，而不是警车。

当你生活在巴黎时，在目睹了我们所目睹的(2015年11月，有组织的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之后你就知道——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说"天呐，别再发生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暴力是如何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在那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这么多年间，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的法西斯主义政府诞生了，世界仍然认为这和日常生活没两样，然后这个角色选择不面对那些暴力，转身选择另外的地方居住，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

你受到了创伤，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暴力都在跟随着你，我真的受到了创伤，虽然并没有当面谈太多，当时也许和我妻子一起，但并没有深入到我对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所感受的那种情绪，实际上你承受着双重创伤。

Q：你展示了巴黎的两面，既有Cara Delevingne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A：他来找寻天堂，结果却遇上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性暴力，那只是个表象:城市的时尚和街道上美丽的女孩。

但第二天，街道就空了，他没有意识到那天是7月14日(法国的国庆日)，这是影片的主题试图与巴黎建立联系的方式——阿拉伯人在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Q：沉默，以及打破沉默，在你的电影中总是为幽默增加一些紧张感。

A：创作声音非常有意思，很多时候，声音实际上会留在你的脑海里，就像图像的延伸。

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平行于图像的。

Q：你有时会与雅克·塔蒂相比较，那你能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了解他吗?比如，如果我说憨豆先生……A：（摇头）不会，他太老套。

我更像塔蒂和巴斯特·基顿。

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虽然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我拍电影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让我很受宠若惊。

Q：我说憨豆先生，你觉得这是侮辱吗?A：我不喜欢他，可能你会在吃饭的时候看他的节目，他的一些东西很有趣。

但Peter Sellers的电影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有时真的很复杂。

Q：当你的角色在结尾造访同性恋酒吧时，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夜总会场景，看到人们跳来跳去真让人内心舒适。

A：影片的最后一幕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已经摆脱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激进的进步分子，这正是我几十年来一直为成为世界公民而努力的理念。

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

实际上，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不需要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为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建立认同的概念。

我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充满希望地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来表现他们的抵抗，他们对强权的反抗就是跳舞，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

你可以把一个诗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逮捕诗歌。

Q：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A：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我很羡慕年轻一代所做的事。

你在最后一幕看到的人正是片场真实存在的，面对他们时我内心有某种感情产生了共鸣，虽然我并没有见过那些人。

其他人告诉我Haifa有最漂亮的酒吧。

我们一路拍过去了，非常投入。

直到凌晨3点，拍到最后是一间同性恋酒吧，我不停地喝酒和观察着。

心想，“这肯定是电影的最后一幕了。

”太棒了，与我的感觉和情感完全一致，就像命中注定的一幕。

欢迎关注我的小破号

本文节选自我的课程期末作业（《东方学》读后感，原题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东方学——从<必是天堂>看当代文艺作品对东方主义的解构策略》。

专业课《跨文化交流学》，车致新授课）。

第一部分为对《东方学》的部分论述，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必是天堂》展开，分析其对“东方主义”的解构手法。

东方学8.6(美) 爱德华·W·萨义德 / 2007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东方学》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藉由萨义德的大段论述，我们首先知道了什么是所谓“东方主义”：它是一门学问、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话语。

但它是局限的、堕落的，它与形成它的历史脉络紧密相连，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维荼毒下的二元对立框架。

由是，我们意识到“东方学”是一种需要被警惕的、被规避的僵化思维模式。

于是萨义德说：“（《东方学》）向人们指出了东方学家的险恶用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伊斯兰从他们的魔爪下解脱了出来。

”但萨义德所说的“解脱”并非单纯指东方国度（如伊斯兰国家）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或者是指东方能够自己表述自己（乃至表述西方）——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一种“对一种处于无可救药的对抗状态的自我的确认”——应当跳脱出诸如“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这才是“解脱”的真正含义。

用学术的话来说，即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

所以，《东方学》想要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些事实：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东方学存在严重的问题；东方学应当被否定，但顺着东方学的思维对抗西方并非解决之道。

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东方学呢？

萨义德并没有给出具体且行之有效的策略。

他反复强调自己的意义在于“对这一整套对立性的认识提出挑战”。

而面对“《东方学》是否只破不立”的质疑时，他也仅止于试图列举一些学术领域“点到为止”的成果。

但他至少告诉了我们，不能用“西方学”解决东方学，而是要摆脱那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的定型观念”——我们应当解构东方学（De-orientalism instead of Anti-westernism）。

东方主义在今天仍然占据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所处的“这一电子的、后现代的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东方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

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

[1]”但就是在这个伊朗问题再次成为焦点的时代，一部带着强烈“反标准化”和“反文化类型化”气息的巴勒斯坦电影杀入了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一举斩获费比西奖。

这部名为《必是天堂》的影片为“解构东方主义”提供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策略和思路。

《必是天堂》：“中东和平喜剧”对东方主义的挑战萨义德这样描述他最初研究东方学的动机：“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

”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美国）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学者，萨义德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令人泄气的”。

特殊的身份赋予了他对于特殊议题的敏感——这是他研究东方学的起因。

导演伊利亚·苏雷曼亦是如此。

作为一个在巴黎、纽约、拿撒勒三地生活的巴勒斯坦导演，他同样感到自我的身份在东方学的语境下变得特殊而敏感，充满谬误。

因此，在《必是天堂》里，我们看到他对于解构东方学所做出的努力。

《必是天堂》讲述了一趟平平无奇的旅行：巴勒斯坦导演苏雷曼（与影片导演同名，由导演本人饰演）带着自己新创作的“中东和平喜剧”剧本前往巴黎找制片落地项目却被拒绝，随后又到纽约参与了一些会议，最后回到拿撒勒过原本的生活，他在街上四处观察，发现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都能够找到家乡巴勒斯坦的影子。

影片的解构性首先体现在题材上。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东和平喜剧”（戏里戏外皆是如此），将“中东”与“和平”两者结合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东方学话语的反抗——传统东方学话语往往将巴勒斯坦和地区冲突、战争相联系。

同时喜剧作为影片的载体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解构特性，苏雷曼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在影片中暗藏政治议题，对各种被物化、符号化的景观进行嘲弄和讽刺。

有趣的是，剧情里的苏雷曼四处碰壁，他的剧本被法国制片人拒绝，在美国也没能激起女制片的兴趣，法国制片人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具体的民族冲突，过于世界主义（此处由于没有片源，如有记错还望友邻指出）”——这种解构性的文本受到了典型东方主义思维的挑战。

然而现实世界里，苏雷曼的这部《必是天堂》却赢得了影评人们的认可——一个巴勒斯坦导演，凭借一己之力，试图扭转西方的偏见。

（当然，影片最终走向的并非一种“西方学”式的反击。

）影片中的苏雷曼在“西方”社会游历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观的困扰。

在纽约遇到的黑人司机会激动地给老婆打电话说“我车上坐了一个巴勒斯坦人！

”并给他免单；在巴黎机场安检时探测门只会对他响起，探测器甚至会围着他转圈；在美国参加巴勒斯坦同乡会时爱国者们热情的掌声导致会议无法正常进行。

这些过分的热情与敏感本质上在不断强调一种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而苏雷曼却戏谑地嘲弄、并解构它们。

其次，影片的解构性体现在了对“话语”的解构。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控制则通过一套话语来实现。

对抗话语的方式有二，一是建构一套更加强大的话语予以压制（但未跳脱出东方学的本质），二是直接对话语进行解构。

《必是天堂》采用了后者，但它解构话语的策略却异常粗暴：以观看代替表述，以沉默解构话语。

影片中，苏雷曼几乎没有台词，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不停地观看。

他是一个旁观者，却通过观看的方式参与到了事件当中，他聆听他者的叙述，却不定义，不判断，不表达。

唯一能够反应内心活动的是他不断舞动的眉毛。

也因此，影片几乎所有的讽刺和隐喻都无法指向一个确切的本体，话语的缺失造就了文本丰富的歧义性，全凭观众自己解读。

但也由此，“一个巴勒斯坦人不给‘西方’轻易下定义”本身就构成对东方学的嘲讽。

导演的各种观看影片的第三重解构性通过对原型观念的“错位与拼贴”体现。

“在我之前的作品中，巴勒斯坦可以被视为世界的缩影，但我的新作《必是天堂》则尝试转换两者的地位，把世界当做巴勒斯坦的缩影。

[2]”那些常常被与巴勒斯坦捆绑的议题，被导演强行安置在“西方”社会中，但同时它们又是和平进行的。

这种将“东/西方”刻板元素打碎重组的企图本质上包含了解构东方学的愿望。

以下是我整理的一些错位时刻以及个人解读（可能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但此片以缄默解构话语，解读并无对错）：带枪的日常。

片中导演曾在纽约梦见街上所有人都带着各式军械，但人们却像背着包一样对此习以为常。

无处不在的法国警察。

“例外状态、警察国家和暴力已经成为常态。

事实上，紧张和焦虑已不局限于局部冲突，而是无处不在。

[2]”导演在法国街头多次看到行动有序的警察。

他们对着路边的车仔细检查，好像车底有炸弹一般，但事实上车底只有一束鲜花。

还有一次导演在咖啡馆门口喝咖啡，四位警察例行测量咖啡馆占用街道的尺寸，煞有介事好像要封锁这里。

法国阅兵。

导演看到坦克和飞机驶过空无一人的巴黎城，不知道这些军事力量要展示给谁。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纽约的公园里出现了一位身穿巴勒斯坦国旗色衣服的“天使”，她或许是要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巴勒斯坦建国的诉求，却在这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度遭到警察的围追堵截——不过警察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

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巴黎某喷泉广场上的椅子被市民占用，为了占座大家各显神通，甚至有人从老人眼皮底下抢走座位。

此刻的座椅成为“土地/石油/水资源”的隐喻。

最后，破而不立的解构并不彻底。

东方学破后的世界如何？

苏雷曼给出了一个答案：世界公民。

这与萨义德在书中提及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不谋而合，是为影片的第四重解构策略。

作为求学于纽约、生活在巴黎和拿撒勒两地的国际化导演（戏里戏外都是），苏雷曼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

影片中他被邀请到纽约某高校进行了一场关于“世界公民”的学术交流，他被主持人问及作为世界公民的感受，而台下的听众都是刚演完舞台剧的表演系学生，他们打扮成各种动物坐在台下，俨然是《疯狂动物城》里的理想国——跨“东西”、跨国别、甚至跨物种。

多元文化主义则可以用这个片段来阐释：两个说英语的日本人在法国街头把一个巴勒斯坦人认错了。

哈，多么有趣。

影片的最后，苏雷曼导演回到家乡拿撒勒。

在酒吧里，他看着当地年轻人在舞池里蹦迪——虽然放着阿拉伯民歌，但夜店remix版的节奏和鼓点早已给民歌赋予了世界通用的灵魂，年轻人们也跳着同一种舞蹈。

尽管作为喜剧，《必是天堂》有很强的人为建构成分，并且其可任意解读性降低了分析的说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为当代艺术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解构东方主义的策略：喜剧解构政治、观看（缄默）解构话语、对原型观念的错位和拼贴、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复确认。

【参考文献】[1] 萨义德, 东方学[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2] Eugénie Malinjod, 伊利亚·苏雷曼通过《It Must Be Heaven》寻找容身之地[EB/OL], 戛纳电影节.https://www.festival-cannes.com/zh/festival/actualites/articles/yi-li-ya-su-lei-man-elia-suleiman-tong-guo-it-must-be-heaven-xun-zhao-rong-shen-zhi-di

完美大概是不存在的，生活也不总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走，那不如坦然接受，毕竟这就是这个世界具体的样子。

如果尝试少些愤世嫉俗，多些宽厚待之，那么生活其实是充满韵律感的：空无一人、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人，他们的出现与所作所为都变成了舞蹈，也就自然出现了许多美好的对称——美好的画面往往是精确而具体的。

即使是讽刺这个时代的荒谬，也是可以将现实抽象成尽量可爱的样子：标签化世界里大家都成了coser、枪支合法化情境下众人背枪上街诸如此类，以荒谬呈现荒谬。

蹲了一天也没有蹲到太多讨论，所以打算自己动手试一试！

没有全解析，只写了几个我有想法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呀！

巴勒斯坦部分奇怪的邻居偷柠檬，一开始感觉只是为了渲染巴勒斯坦奇怪的，让人想逃离的氛围。

抬水盆的女人抬一个放一个再折回来拿另一个，感觉是说巴勒斯坦的不知变通（？

就是繁复无用功之类的意思）但是男主回来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毛骨悚然，邻居是在很认真给树浇水，柠檬也结出来了很多。

女人抬水盆也正常很多，一次抬两个，一个用手一个顶头上，累了就换手。

所以感觉就是当你已经有偏见的时候，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觉得奇怪，但当你以包容心态来看，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奇怪，看似反常其实都有些自己的理由。

包括最后的蹦迪应该也是为了显示多元开放的文化。

法国部分好像都比较明了，先保留。

美国部分，人人拿枪我一开始以为是参加什么变装集会（dbq）后来看了大家分析才觉得讽刺的真妙啊！

公园里那个天使，身上画了一面旗帜，按我的记忆回来搜了下，应该是巴勒斯坦的国旗（有可能记错了）如果真是的话，那NYPD一路围堵，最后她还能遁地不见。

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真是鬼才了👍最后就是贯穿三个部分的警力问题，无论是巴勒斯坦拿着望远镜看却忽视眼前的不合规，还是美法再武装多少先进装备也抓不到人都…真有意思呢！

先想起来这么多了，有其他的再补充。

看看我能记住多少：练家子神父、修树的邻居、救蛇的大爷、斗殴的街痞、云上的航班、巴黎的美女、领救济的队伍、无人的卢浮宫、地铁男、扫街人、抢椅子的众人、对面的时装室、2米6*3米9的露天座、粘人的迷途雀。

爱死这部电影了。

一个镜头一幅画，充斥忍俊不禁的小幽默，和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与其发呆，不如沉浸在这97分钟里，安静地游走。

就像路边吃着汉堡的死神，看上了骑车而过的天使。

面无表情，内心狂喜。

歌曲巨好听！

《Bahlam Maak》:http://music.163.com/song/3202455/?userid=390281280

首先，教堂的故事开篇，意欲着所谓上帝所谓天堂，都是随心所欲，是用来“宽恕”和“突破”的，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了进来，特别想探究接下来安静地坐着喝咖啡的导演所希望的后面推进会怎么样的。

然后就开始极其工整的构图，简直是对称美学之经典之作，再加上上帝视角，很多人说在致敬罗伊安德森，我却不这么认为。

苏雷曼的这部片子要比罗伊的《关于无尽》好上太多，对称美学的构图是一方面，更贴近真实的色彩是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故事的隐喻让人思考，愿意跟着下去探究的好奇心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说要比较，我更倾向于《被涂圬的鸟》，视角下的单片段故事的推进，呈现出那时状态下的不同人心与隐谕。

法国电影公司和纽约电影公司的遭遇太逗了，感觉和现在的年青导演的遭遇差不多，无知无畏无所适从，与其靠塔罗牌，不能好好学周易。

从巴勒斯坦到法国，从法国到纽约，从纽约再回到巴勒斯坦，挑选了欧洲和美洲两个世界主话语权地区的两种方化风格的国家去拍摄，其实便为后续回到巴勒斯坦的结构做下了铺垫，无论多么发达，警察的无能与暴力的无处不在在哪儿都一样。

巴勒斯坦的警察拿着望远镜看着远方却完全不管就在眼皮下的撒尿和暴力摔瓶，法国的警察有着最先进的电动行驶设备却追不到一个往车子下扔玫瑰花的人亦或是闲得蛋疼到天天检查市边小店的霸天位是不是合规（怎么和某国的城管一样？

），而美国的警察却更是有如废物一般。

欢快的音乐、觑丽的配色、错落有致的灯光都加了不少分。

回到巴勒斯坦的导演发现邻居真的天天照顾他们家的柠檬树，而那个抬水的姑娘终于不那么死板可以一起抬水了，当然更大的变化在于突破了文化桎梏的巴勒斯坦人也有夜生活，那么哪儿才是生活的天堂呢？

不是法国、不是美国、不是他乡，而是自己的故乡！

PS: 冷静地旁观别人的一生也许和第四镜一样，会是抓取人心的方法。

采访 柳莺编辑 蘇打味写在前面苏莱曼从来都不是一个着急的创作者，作为巴勒斯坦导演，他的人生充满着离散与流亡的经历，而他正是从一段一段的旅行中，寻找创作素材，对异乡无尽的好奇感与对家园的留恋，构成他作品最原始的张力。

《必是天堂》（2019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竞赛单元费比西影片人协会奖）的三段式叙事由导演/主人公在拿撒勒、巴黎和纽约三地的经历组成。

拿撒勒是故乡，是他日常浇花，抽烟，和邻居交谈，观察院子里偷水果的人的地方。

这里充满着东方神秘的预言色彩，却同时也显得有些阴晴不定。

苏莱曼亦由此踏上寻找“天堂”的旅途。

飞上云霄，落地西方世界，迎接他的是越发不可捉摸的现实。

在巴黎和纽约的段落，这种荒诞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苏莱曼不惮于对日常段落的展示，虽然声称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他其实早已掌握了社交媒体碎片化传播的魅力与魔力。

西方世界究竟是不是天堂？

在这部影片中，苏莱曼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

巴黎制片人对他说，他的电影作品不够“巴勒斯坦”，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刻板印象跃然银幕。

纵观当代影坛，像伊利亚·苏莱曼一般创作的导演屈指可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电影集体惨淡的大环境下，能够从卓别林、基顿到雅克·塔蒂处继承伟大喜剧传统，并将此类型用于针砭时事，乐中带苦地将当代生活的荒诞感展现得淋漓尽致的苏莱曼实属异类。

他喜欢在自己的电影里出演角色，不仅仅是所有故事的创造者，同样也是观察者，甚至和观众一样“无辜且无知”，试图弄清身边发生的琐事。

以下的这篇访谈诞生于2019年11月在卡塔尔和导演的一次闲聊。

彼时，《必是天堂》在多哈Ajyar电影节作为开幕片进行了自己的中东首映。

苏莱曼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活动现场，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

映后，在电梯间撞上正要赶去参加大师班的导演，他开玩笑地问我，看完片子后有没有去看心理医生。

我回答道，“与其去看医生，不如给我安排一个采访”。

他答应了。

于是第二天，在他喝着当天第五杯咖啡的当口，我们聊了聊他和他的“巴勒斯坦电影”。

末了，他认真地问，“我的朋友拉巴基说《迦百农》在中国的市场表现很好。

我的电影也被中国买家买走了，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在你们的影院里上映？

”

深焦 人们常常把“喜剧”和轻快甚至低俗的文化消费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更是如此。

为什么这种形式在您的创作中尤为重要？

苏莱曼事实上，有很多题材都需要用喜剧去表现，尤其涉及到沉重话题的时候，这种方式尤为有效。

纵观文艺创作的历史，已经有数量众多的成功作品摆在我们眼前。

而我所做的，不过是在目前普遍绝望的时刻，像挤海绵一样地从周遭的环境中萃取一点幽默的成分罢了。

当然，如果要我说，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如果你非要计算多少人在动乱和战争中丧失生命，你会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创作应该被观看、被传播。

当你着手视觉创造的时候——无论是一幅画，还是一部电影——你的目的是创造某种愉悦的时。

当然，“愉悦”不等于“肤浅”，观看的乐趣可以在多重维度展开。

作为创作者，我一点也不想教导观众如何发笑。

我希望他们在观影结束后进行提问，而在观影的过程中，他们应该尽可能地沉浸在自己的感官与情绪中。

《必是天堂》其实延续了我一贯以来的创作风格，它的诉求和我之前的作品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真的要说不同的话，大概这部电影反应了更多的绝望感，用了更多极端的幽默。

就像我常常说的，“世事愈糟，笑声愈盛”。

这是我创作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不知怎么做。

深焦 在创作阶段，您是如何将观察到的荒谬瞬间融合进剧本中的？

苏莱曼我想你也注意到了，我的每部电影之间都隔了很长时间，我的剧本创作周期是很长的。

因此，电影中的某一个片段可能来自我二十年前的一个灵感，它们好像红酒一样，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有生命力。

和很多创作者一样，我会随身携带笔记本，将点子记录下来，然后放在一边很长时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试图把其中的某一些转换成电影语言。

你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情节，都源于我对生活长时间的观察、沉思、想象和做白日梦。

不过和传统的电影创作不太一样的是，我电影中由每一个小点子转化而来的场景都是自成一体的，它们有独立的、自洽的逻辑，每一个场景都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而当我想要将其他故事加入其中的时候，我需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接洽点和自然的剪辑方式，就像是在完成一幅拼图。

在电影的大叙事下，每一个片段都在进行它们各自的叙事，从而组成一种“多声道”的效果。

深焦 您的每部剧情长片之间基本都会间隔七到八年。

苏莱曼是的，不过在上一部长片《时光依旧》和《必是天堂》之间，我其实还去古巴拍了一部纪录片（注：《在哈瓦那的一周》，七位导演创作的短片合集。

2012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首映），不过可能看到的人比较少。

《必是天堂》的筹备实际是从2017年开始的，这部片子的融资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它的投资比我之前的作品更高，你也知道，这几年全球的电影业其实都不那么景气。

好在尽管困难重重，在多方的支持下，我还是开拍了。

（注：包括法国、德国、卡塔尔、加拿大在内的国家参与了此片的制作）。

当然，多国合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片子辗转三个（巴勒斯坦、法国、美国）取景，这在制片层面挑战很大，因此也吓走了不少制片人。

所以我很高兴，《必是天堂》能够作为卡塔尔多哈的Ajyar电影节的开幕片，多哈电影学会（Doha Film Institute）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影片的启动。

深焦 您反复提到观察和沉思，也提到电影创作是建构“连续画面”的过程。

在影片中，我们跟随着言语寥寥的主人公进行着环游世界的旅程，他沉默地探究，似乎并不倚赖对话与外界交流。

在您看来，比起言语，这种“观看” 的方式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遭的世界吗？

苏莱曼“言语”只是“语言”的一种，而人们给予它的关注太多了。

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里，我们在沉默中与自己相处。

其次，我认为“言语”有被滥用的趋势，在电影中尤其如此，因为它是一个如此便捷的工具，人们用它来建构叙事。

但这种使用可能是惯性的、不假思索的，它让叙事变得线性，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对电影语言的使用。

观众倾向于在观影过程中仅仅通过“言语”获得信息。

我当然也使用“言语”，但更多地是将其作为时间的标志，来创造一种明显的节奏感，好像打击乐器在乐队中的功用一样。

你会发现，我电影中言语大多以“独白”的形式出现，我试图削弱其传递信息的功能。

我认为环境音、音乐甚至沉默的使用，加以恰当的视觉形式，一样能传递我想表达的东西。

这对我来说，也更加迷人。

对于观众来说，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民主的看片方式，导演不再是“君主”和唯一的意义提供者。

让观众加入到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的一大乐趣来源，比把信息强加给观众有意思得多了。

这更贴近参观博物馆或画廊的体验，在那里，创作者不会把你摁在一幅画前停留十分钟，观看者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得到了保证。

我不认为电影是“单次观看”的艺术形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将一个故事叙述得滴水不漏，而是如何为观众创造做白日梦的氛围，让他们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带走属于自己的记忆。

我将其视为更有效、更偏向精神层面的沟通。

当然我一点都不反对那种煽动性极强的影片，观众看完后恨不得手拉手抱成一团的那种。

当下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电影，但这不是我的创作重心。

深焦 在电影的一个场景里，法国制片人对片中的导演说，他想表达的主题“还不够巴勒斯坦”。

我相信这是一个自反性的瞬间。

作为一位巴勒斯坦创作者，您的影片常常涉及跨国家与地区的合作，您与欧洲的渊源也很深。

您是否在用这个场景批判所谓的西方主流观众对于第三世界电影的刻板印象？

苏莱曼首先，西方主流观众并不是我这类影片的受众，他们更多地浸淫在商业片中，我在这里无意对他们的反应做出判断，他们是无辜的。

相反，我的矛头所指向的，其实是西方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他们才是后殖民话语的建构者，是体制催生了对于电影及其主题的分类以及随之而来的刻板印象。

我想将这个话题带入下一个阶段，在我看来，目前这样的窠臼已经不仅仅限于西方社会中，后殖民主义思维发展到今天，“自我殖民主义”更应当引起重视。

当政治正确成为主流话语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对巴勒斯坦、女性主义的强调，不过是把这些对象放置到另一个语言的牢笼中。

你提到的这个场景，的确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经历，当我在筹备处女作的时候，一位法国制片人对我如是说。

虽然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但我认为它仍旧具有时效性。

后殖民主义乔装打扮之后，仍旧徘徊在我们的门口。

这实在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事实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逃脱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束缚，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套理论仍旧被很多人视为相当有用的工具。

个人的生活被市场经济全盘占领，身份的认知过程也仍旧充满着浓浓的隔离意味。

在这个意义上，《必是天堂》并不是一部“关于巴勒斯坦”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作为巴勒斯坦的全球”(the global as Palenstine)的电影，我的祖国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深焦 巴黎部分中，您在室内和一只小鸟有相当精彩的互动。

这个场景的意义，也引发了我和我朋友相当多的讨论。

非常好奇，您会有怎样的官方版本的阐释？

苏莱曼你们的阐释是什么?深焦 我朋友说，这只鸟不就是“推特”(twitter)嘛，你要工作的时候，总是时不时地想点开推特看一看。

苏莱曼哈哈！

我从来不用推特，也不用社交媒体。

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

从我收到的反馈来看，很多人都会在这一幕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觉得它或多或少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联系，但又说不清楚为什么。

我很喜欢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在剧本阶段，有些人对这个场景也颇有微词，他们问我其意义在哪里，也担心它会打破影片的节奏。

我对他们说，这个场景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读”的。

其实在这里，我的野心是，我试图呈现一个场景本身(to demonstrate a scene as what it is)，鸟就是鸟，我就是我。

没有能指，没有隐喻，直至最纯粹的诗意，观众能够得到的，是观看的欢乐。

也许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会在这条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

所以，这个场景的意义在于，它向观众展现了无尽的可能，它不受限于任何官方的解释，它是漂浮在空中的“失重的一幕”。

不过话说回来，用电脑合成一只一直动来动去的鸟，也老费劲儿了。

深焦 您曾经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一代青年人是世界的希望，《必是天堂》的结尾也展现出乐观、上扬的气氛。

苏莱曼我必须得说，我本来并非如此乐观，但在和这一代年代人接触，甚至冲撞的过程中，我的希望被重新点燃。

对于“何为巴勒斯坦”，他们有着更为有机的观点，而不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里打转。

他们正在成长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这与他们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的认知进步息息相关。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辗转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很多地方都被我称作“家”，但我却无时无刻都感到自己是多么得居无定所，即便是在我自己的国家，这种感觉也如影随形。

但这群年轻人，他们呆在自己一方小小的天地中，却与世界产生着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是如此的迷人，他们抱团的方式和理由也与意识形态无关。

他们庆祝“瞬间”，而这恰恰是最均有颠覆性的，因为你无法对他们的表达方式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因此，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你无法将他们关进定义或言语的牢笼中。

电影结尾出现的跳舞的年轻人，正是这一代人的化身。

他们是如此不可预测，以至于你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

这相当诗意，比任何标语和口号都来得有力。

作者：Nick Chen / Sight & Sound（2021年6月15日）校对：覃天译文首发于《虹膜》当一些导演将最好的台词留给自己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自导自演的四部电影中只说了三个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字都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的最新悲喜剧《必是天堂》中。

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但在这里，当纽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打破了沉默。

「拿撒勒，」E.S.回答，然后又补充说，「我是巴勒斯坦人。

」而在《必是天堂》的其余部分，E.S.巧妙地融入到了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中，扮演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

松散的情节包括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

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文森特·马拉瓦尔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抱怨道：「你的电影不够巴勒斯坦……它发生在巴勒斯坦，但也可能无处不在。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时光依旧》（2009）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的诗意与暴力并置的喜剧小品。

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在另一个镜头中，两名士兵在一辆汽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影机定格在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

与此同时，E.S.观察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尾随着他，遍及全球。

或者，正如苏雷曼本人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问：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向一位制片人介绍你时，曾这样说：「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

」苏雷曼：没错。

这其实是另一位美国大制片人将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时候说的话，他曾是华纳兄弟影业的总裁，当时他跟克林特说的就是这句话：「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

」克林特随即对我眨了眨眼，说：「只能说世事无常。

」问：你当时是在向华纳兄弟影业推销自己的电影吗？

苏雷曼：其实是他们想参与制作一部我的电影。

我问：「你们为什么想这么做？

」他们回答说：「这对我们的产品目录有帮助。

」在美国拍一部我的电影对于华纳兄弟影业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去拍一部他们的电影，你明白么？

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必是天堂》也算是一部纽约电影。

苏雷曼：但它并不是我原本可能被要求拍摄的那种商业电影。

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听过的。

我只是把它们转化成了电影里的语言。

问：在你的电影里，世界似乎是由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苏雷曼：是它触发了这一切。

每个人都生活在暴力之中。

我在世界各地都生活过，我经历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它不再只是存在于本土的地缘政治区域，它遍及你去的每一个地方。

警笛的声音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应激性创伤。

有时我会等着看看那是救护车还是消防车，但不会期望那是一辆警车。

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巴黎，并且目睹了暴恐事件之后——我自己现在仍然心有余悸。

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心想，「哦不，拜托，别再来一次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狱是如何爆发的，一种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体系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几十年，而人们仍然视之为日常。

然后影片里的主角转身背对暴力，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

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

你受到了心理创伤，因为现在你无论走到哪里，暴力都会跟着你。

我真的深受创伤。

我本人并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

也许会和我妻子多聊一聊。

但也并没有深入到仔细审视我对当时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保有的情绪，相当于活在双重的创伤之中。

问：你展现了巴黎的两面性。

有卡拉·迪瓦伊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人。

苏雷曼：他来巴黎是为了见识天堂，结果却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暴力。

这只是种矫饰：时尚和漂亮女孩。

但第二天，街上就空无一人了。

他不知道今天是7月14日（法国国庆日）。

这是与巴黎建立联系的一种托辞——阿拉伯人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问：在你的电影中，沉默和沉默的打破总是给幽默增加了很多张力。

苏雷曼：在创作声音的过程中有不少乐趣。

很多时候，真正留在你脑海里的是声音，来自于对影像的纪念。

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与影像平行。

问：你常常会被比作雅克·塔蒂。

你能谈谈自己受过哪些人的影响吗？

比如我随口一说，憨豆先生……苏雷曼：（摇头）不，他太老套了。

我更喜欢塔蒂和巴斯特·基顿。

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每个人都这么想。

在我知道他们是谁之前，我就拍电影了。

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种比较让我受宠若惊。

问：所以当我提到憨豆先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受到了羞辱吗？

苏雷曼：我不怎么关注他。

也许你会一边吃面条一边看他的电视节目。

而且他的一些东西的确很有趣。

但彼得·塞勒斯的电影才会让我发笑，因为它们往往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笑料。

问：在《必是天堂》的结尾，当主角来到同志酒吧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酒吧场景。

看到人们跳来跳去很有宣泄效果。

苏雷曼：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剥去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成为了积极分子。

这正是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努力想要成为世界公民的理念。

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他们从自己的定位出发，不需要环球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建立对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的认同的概念。

我带着积极的希望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的表现来表达他们的抵抗。

所以他们对占领的反抗是在反抗压迫者。

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

当然，你总可以把诗人关进监狱。

但你不能阻止诗歌。

问：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苏雷曼：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

我很羡慕现在年轻一代的所作所为。

你在最后一个场景看到的人是我在拍摄过程中实际亲眼所见的人。

在我内心建立的情感和面对这些情感之间有某种同步的东西。

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些人。

剧组有人告诉我海法有最漂亮的酒吧。

我们几乎来一场巡演，穿梭于各个地方。

凌晨3点，也就是深夜，最后一家酒吧是同性恋酒吧。

我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着。

我想，「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了。

」这很棒。

这完全符合我的感受和情感。

就像命中注定的场景一样。

原文链接： https://www.bfi.org.uk/sight-and-sound/interviews/elia-suleiman-it-must-be-heaven-palestine-paris-global-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