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第一集：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囚禁九年后同随从堂邑父出逃，继续西行，靠强大意志力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到达西域。

回程再次被俘，数年后带匈奴妻子和堂邑父又一次出逃东归。

十三年后，终于再次望到长安城，张骞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第二集：没有呀。

霍去病死因正史鲜有提及。

专门去看了法律讲堂文史版，讲西汉霍氏。

第三集：解忧公主乌苏和亲，儿时好友常惠五十岁第一次出使乌苏，再次相见时解忧公主和常惠互相凝视的眼神。

两位演员演得好传神，一眼道尽几十年沧桑。

常惠最后一次出使西域，归途最后一次经过悬泉置。

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和他曾经生机勃勃的悬泉置。

解忧公主在儿子死后叶落归根，终老长安。

第四集：郭瑀为老师郭荷服丧三年：“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之谦也。

”北魏东迁，八十多岁的刘昞决定返回敦煌，途经张掖，魂归于曾与师父郭瑀谈经论道的马蹄寺临松薤谷。

总结：怎么这么爱哭(>_<)

公元412年，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个年轻的僧人登上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天梯山。

他用清澈睿智的眼光审视着祁连山起伏跌宕的景色，心中充满喜悦与激动。

因为一个叫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君指示他们在这里建造在当时看来举世无双的佛像石窟。

他，就是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工程师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

如此巨大体量的工程让昙曜兴奋不已，他仿佛听到了工匠们的声声斧凿在山中回荡。

佛教徒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今天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武威。

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峰峦起伏，山势峻峭，登临之难，犹如上天梯。

昙曜等人开凿的石窟就位于天梯山的岩壁上。

据历史文献考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石窟。

20世纪50年代在天梯山下修建黄羊河水库时，文物部门对这座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于是，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在水库边看到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十七个佛龛与一百多尊佛像。

石窟，并不只是石壁上的山洞，有时也指在河畔山壁开凿的佛教寺庙。

有的石窟是供僧人修行住宿的，而有的石窟则是专门供信众进行礼拜。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著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城中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个西域相貌的僧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士兵。

这个僧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手下，而是负责监管他的。

吕光奉前秦皇帝之命从龟兹带走了这个负有盛名的高僧，在将军吕光的眼里，鸠摩罗什只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正是在河西走廊的这17年，使鸠摩罗什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汉语读写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正在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上悄然成长。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被困凉州17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不抱什么离开的希望了。

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巨大的转变。

虽然吕光不重视鸠摩罗什，但是对鸠摩罗什百般景仰的国君却不在少数。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

广阔的庭院里，有数座高大的楼台，中间布置有假山花草、奇珍异兽，每到鸠摩罗什说法的时候，就有数千人到来听讲。

鸠摩罗什见姚兴愿意为佛教如此投入，趁机向姚兴提出自己在凉州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一个宏大计划——

重新译经，让佛祖的真知灼见可以准确无误地传达。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一千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武威这座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寺庙，这里香火依旧，肃穆依然，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被奉归此处修塔供养，成为纪念他曾经在河西走廊17年沉思默想岁月的历史见证。

他在河西走廊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相遇，又在长安译经场赋予了佛经更丰富的层次，使佛教最终可以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和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

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

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己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

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译佛经，立学校，广揽人才。

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河西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

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

他立即将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

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

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问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

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沮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

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

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

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

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

昙无谶告诉他：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

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

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

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

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

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

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

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

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

肃南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东、西二窟。

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

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

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

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

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一圣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

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

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

他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诃被尊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

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

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

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张掖肃南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

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

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问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300牛。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河西走廊风云文 冯晓莉 2018年10月6日

最近，看到新闻上提到“一带一路”五周年纪念，想来真快，2015年，我在美国访学，问美国的教授有关一带一路的话题，他们居然很蒙圈，让我备感意外，而今天，一带一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唱响，并成功引起了美国的敌（ji）视(du)，憋着劲和我们打贸易战。

国庆期间，用了三天的时间，观看了央视制作的记录片“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重温了历史上丝路要道颠荡起伏，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以此来呼应和认知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

这是360百科上对河西走廊的描述：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

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称甘肃走廊。

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

找一张更形象的图

看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几年前我从嘉峪关一路向西考察甘肃新能源发展主要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过程。

当从飞机上俯瞰下方，一毛不长的戈壁大漠时，心里想这地方还能生活？

庆幸老天保佑没有让自己出生在这篇荒芜人烟的戈壁滩上，记得当时还用手机写了一段感慨的话，虽然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次完整的观看记录片，让我系统的了解河西走廊的历史，战略意义和价值。

真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结论不可轻易下达哦。

开 拓对河西走廊第一次进行宏大经略的是汉武帝，他的初衷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当时河西走廊区域都是匈奴的领地。

当汉武帝听说这个在西边远方有匈奴的敌人月之。

他决心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之并说服月之联合攻打匈奴。

张骞这一走就是13年。

其中在去的路上被匈奴人俘虏，并为他娶了匈奴妻子。

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十年留居，张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抓住机会逃跑了。

他们穿上胡服，混为匈奴人，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他跑出军营，并没回到长安，依然向着西方行驶。

漫漫的黄沙路，挡不住他心中的执念。

当他再次从西域回归时。

已经将西域的地形、人情社会等了然于心。

在回来的途中，张骞又被匈奴人囚禁，但他还是跑了。

他要向汉武帝，禀告自己的使命。

当汉武帝以为张骞已经在茫茫岁月中消失的时候，他站在了他的面前。

所谓的信念感即是如此。

张骞给汉武帝带来西域的地图、人情风貌时，也给他带来了希望。

虽然月氏人已经偃旗息鼓，无心报仇，不愿和汉帝国联合攻打匈奴，但这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汉武帝知道了河西走廊的地形地貌和战略地位，他需要拿下这一片战略要道，打开帝国更广阔的疆图。

这时，英雄出现了。

如果说张骞给了汉武帝希望，那么，这个人就帮助他实现了愿望。

他就是霍去病，少年英雄，仅仅的23年韶华，两次重大的战役，他让河西走廊彻底纳入汉帝国的疆土。

为汉帝国经略西域，走向世界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甘肃兰州霍去病雕像 匈奴人失去河西走廊后，不禁悲鸣而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汉武帝在取得河西走廊后，设立的河西四郡并实行军屯制，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功军威；张国臂液，以通西域；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盛大辉煌）彰显了他的宏伟志向和威武。

这四个连成一线的郡县，至目前还保留了武帝之命名，在岁月的磨砺中，辉煌衰落兴起。

当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牢牢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手中时，河西走廊的经贸文化宗教交流价值便开始凸显，东西方的人们开始活跃在这条连接中原和西域的走廊，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汉人被世界认知，汉族便成为我们的名号。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这一次，他率领30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

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

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

从此，汉与西域的交流沟通建立起来。

积 淀400多年后，汉帝国分裂了。

在中原战乱纷争之时，世家高族在思考一个的问题是生存还是灭亡，生存向哪里去？

由于河西走廊远离中原的纷争，经过汉帝国四百多年的经略后，这里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成为中原士族出走的选择之一，庇佑了迁徙至此的儒家学者。

汉朝官学儒家经学便随着这些士族在这里生长积淀，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

永嘉之乱后，这里更是成为儒家发展的繁荣之地，并最终反哺中原，成为隋唐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根源。

同时随着西域佛教的传入，佛教普度众生，远离苦难的宣扬，更加切合了战乱时期人们对和平和幸福的向往。

出了敦煌，一望无际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让出使这里的人们生死未卜，回来的人们，则感恩于佛祖的保佑，于是“佛祖保佑”的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被人们所接受，信仰，并与儒家文化交融，形成了河西走廊的文化底蕴。

郭荷、郭瑀、刘昞一脉相传的儒家隐士，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群，临松薤谷便是这一时期儒家在河西扎根发展的写照，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的武威文庙更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发展繁荣的见证。

武威文庙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士与儒学传承的使命。

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儒家学士的开凿石窟，本为修行。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人们更加渴望有一位神灵庇护他们的安危，于是佛教便在河西走廊兴盛起来，并传入中原，为处于中原动荡的百姓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天梯山石窟丝 路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近400年魏晋南北朝分裂、对峙局面。

在经过段短暂的休养生息之后，隋帝国引来了史上最强悍最冒进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尽管历史上对这位短命的皇帝褒贬不一，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几件大事，都是这位充满雄(ye)心(xin)的皇帝所为，其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建隋朝大运河 ，营建东都、迁都洛阳，成为后世财富。

大业五年（609年）年初，自信爆棚的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顺便在西巡途中亲征吐谷浑，而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他的宣布震（xia）惊（sha）了文武百官，但是，他成功了。

公元609年三月，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在这里，隋炀帝带领大军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势不可挡，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杨广再次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帝国的掌控之中。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这应该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了”吧。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

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整个张掖成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盛况超前，人群延绵几十里、这样的景象持续了一个多月。

宣泄着中原帝国的万丈豪情。

一千多年以后，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风尚的源头也许就是在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这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得以全面恢复，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里程碑，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中原连接世界的重要通路，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的从东土运往西域，西方的珠玉、珍玩、葡萄、核桃、良马。

又从这条绵延的丝路等运抵长安、洛阳，并且在大唐帝国时达到鼎盛。

世界如此美好！

张掖焉支山世博会遗址很多年以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meine Reise - Ergebnisse）中，回望这段历史，他也许也被这段历史所打动，而形象的把这条链接东西贸易的大通道称之为“丝绸之路”。

沉 寂唐灭亡后，华夏的中心逐渐向东部转移，国都从洛阳、南京，到北京，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随着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世界的目光转向了海洋，一个个海洋强国彼此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至日不落英帝国达到鼎盛。

海洋运输的效率和规模远非陆路的驼队所能及，古老的丝绸之路逐渐开始凉凉。

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垄断扼杀生机，滋生寻租，生意越来越难做，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小，民间的贸易几乎不在，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明朝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和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以河西走廊为主要脉搏的丝路就这样的沉寂下来。

虽然明成祖朱棣也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其重点不在经贸，而是彰（xin ）显(xu)国威和寻找那个失踪的皇帝建文帝朱允炆。

宋明时期，中原地区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北方的蒙古、契丹、鲜卑和女贞。

河西走廊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在下降，走廊开始了全方位的安静和衰落。

随着明朝西北防线逐步收缩，河西走廊因闭关锁国渐趋沉寂。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此时的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囿于东部沿海日本侵台的压力，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关键时刻，英雄出现。

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这个关键时刻，慈禧没有糊涂，她站在了左宗棠的一边。

为对付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筑路保通畅，左宗棠下令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看到西北大漠，气候干燥，寥无生气，他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左公柳”就此扎根于河西走廊，为穿行在这里的人们庇荫造福。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抬棺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用了三年时间，收复新疆。

新疆安，则中原安。

河西走廊是咽喉。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眺望远方，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热情探（qin）索（lue）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丗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西方世界对这片土地探究的热情远超于积重孱弱东亚王朝。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复 兴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的中心开始转向西方。

航洋航路的拓展实现了全世界各大板块的连接，世界开始了“全球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世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方式，人类开始了第一次产业升级。

财富的创造效率大规模提升。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演讲中提到：人类有250万年的历史，根据伯克利大学教授德隆的研究，人类在99.4%的时间里，大概是公元一万三千年前，达到了人均GDP的90国际元；而到1750年，也就是又过了0.59%的时间，达到了180国际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

但在过去万分之一的时间，从1750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了6600国际元。

可见，人类在近200年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以往创造的财富总和要多上许多倍。

河西走廊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再一次贡献了力量。

玉门石油、嘉峪关铁矿、金昌镍铜都在共和国的工业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金昌镍铜矿坑古老的大地在贡献了繁华丝路之后，又开始吐露胸怀，淘尽内腹馈赠华夏。

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考察时，参会的当地人员自豪地说：河西比河东好，虽然看着荒凉，但是，我们有资源。

当时因为考察新能源，所以一路上听到的都是风（力）光（照）资源，印象很深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歌唱的就是无限的风光资源。

沿着河西走廊，五大发电集团，纷纷涌入这片戈壁滩，一片片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厂矗立在戈壁摊上，吸允着自然的力量。

铁路的出现，又一次为陆上沟通提供的机会。

特别是随着中国高铁事业的蓬勃发展。

河西走廊再一次凸显了它的价值。

查看了一下河西走廊的铁路建设：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

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

2014年岁末，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同时，在这条走廊上，西气东输、西油东送、西电东输的能源大通道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进行，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河西走廊，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再次迎来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但是，走廊区域本身复兴，任务是艰巨的。

一是去中心化。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传统时代的通路地位正在逐渐下降，陆路、海路、空路、网路并行，高铁的发展，与传统驼队公路运输需要沿线补给不同，难以形成资源和人员的聚集，也许就是过路。

二是贫穷。

甘肃省2016年GDP为7152亿，仅仅比山东省烟台市6925亿元略高一点点。

人均GDP仅27505为元，居民年人均收入为14670元，两项数据都居全国倒数第一。

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等所有城市GDP加起来尚不足江苏省宿迁一市的GDP。

前几年震惊民众，28岁农妇杨改兰因为贫穷而绝望的杀死自己四个孩子后自杀的事件就发生在甘肃康乐。

三是生态问题。

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农牧的过度开垦、对祁连山的破坏、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等严重恶化了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环境。

提到甘肃，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沙尘暴和茫茫戈壁。

这些问题考验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

展望未来，衷心期望这一片历史上的富饶美丽之地，能够逐步恢复生态，能够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摆脱农业和工矿业路径依赖，通路价值和区域发展并举，再现辉煌！

公元605年隋·大业初年当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时候，历经战火动荡的人们充满期待。

此时，一个来自帝都的高级官员西出长安，翻越秦岭，渡过黄河，踏上河西走廊，仔细巡视了武威、张掖等地。

他广泛接触当地民众，约谈地方官员，特别对来自西域的商人给予了高度关注，主动了解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漫漫商旅之路上的艰辛故事。

这位看上去诚恳亲切又豁达睿智的帝都官员很快就贏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敬。

他叫裴矩。

西北之行的裴矩肩负着隋王朝交付给他的使命——让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并致力于打造一条帝国向西的经济动脉。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

重新开设的边境互市让丝绸之路再次活跃起来。

此时的世界，欧洲刚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古老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而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混战之后，终于在公元589年，被一个叫作隋的朝代重新统一。

15年后，公元604年，三十五岁的杨广即位，成为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这位被后人称为“隋炀帝”的杨广，雄心勃勃地选择了“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

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杨广对于这个国家开拓性的治理思路，就在他的强大集权下迅速推行。

为了更好地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河北、辽东等军事地区，他下令在长安以东的洛阳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并启动了隋唐大运河工程。

这个全长近两千公里的浩大水利工程，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这条大运河，将中国内地重要的水系连接起来，形成了运输网络；沿线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更是因为这条运河，成为了隋朝的经济重心。

对经济发展颇为重视的隋炀帝当然也不会忘记辽阔的西部地区，很快，他将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

自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国版图后，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河西走廊一跃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域。

隋炀帝登基时，中原的商业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兴盛，并出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富商大贾。

他们强烈希望能与西域胡商进行贸易。

但中原与西域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已因战乱中断了数百年，大批的西域商人谨慎地选择了以河西走廊为中转站。

面对西域各国的裹足不前，隋炀帝杨广颇费思量。

他决定迈出隋朝经营西方的第一步。

关于合适的人选，他首先想到了裴矩。

裴矩，祖籍山西。

他精通经史典籍，并有着丰富娴熟的政治经验。

隋朝建国后，裴矩就受到隋文帝重用，参与了隋朝礼仪制度的建立。

公元588年，裴矩跟随后来成为隋炀帝的皇子杨广参加了平陈战役，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

此后，他通过精准的政治谋略，兵不血刃地让突厥归附隋朝。

隋炀帝登基后，他成为朝廷五位重臣之一。

裴矩以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及他对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了解，赢得了隋炀帝的赏识。

隋炀帝召见裴矩，询问西部疆域的经略思路。

裴矩建议通过疏通河西走廊来恢复丝路贸易，并加强与西域诸围的政治、文化交流。

这个思路与隋炀帝不谋而合。

公元605年，受隋炀帝委派，58岁的裴矩来到了张掖。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魏晋后中原大乱，丝路不通，西域商人只能到张掖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

裴矩选择在这里主持西部的边境贸易，同时进一步找到发展西部经济的办法。

虽然这是裴矩第一次来到河西走廊，但他对这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他的祖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曾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直到后来苻坚灭前凉国，才迁回山西。

初到张掖的裴矩，很快便被这里的繁荣所吸引。

集市上常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来自西域的胡商，他们的长相、服饰都明显区别于中原人。

他们带着香料、手工艺品、地毯等内地不常见到的货品在这里买卖。

之后又采购当地的丝绸、茶叶、土特产，销往广阔的西亚和欧洲各地。

古老的商路已经逐渐恢复，边贸互市以及民间的贸易交流正在兴起。

这给了裴矩很大信心。

他放下朝廷重臣的身段，主动寻访商户，特别是那些走南闯北的胡商。

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裴矩对这些商人的想法有了准确的了解。

同时，他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等。

他把这部分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再通过查找典籍，汇编了三卷图文并茂的书，取名《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域44国的情况，并绘制了大量地图。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裴矩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

北道：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渡过北流河到突厥可汗庭。

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

中道：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

南道：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正是有了裴矩的描述，再结合从敦煌到长安的路线，我们可以绘制出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地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唯一通道，更可谓是这条商路的黄金地段，坐镇张掖的裴矩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随着对河西走廊的了解日渐深入，裴矩也发现了此地商贸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其实，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前往长安、洛阳的市场进行贸易。

但河西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易。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和管理贸易活动。

在河西走廊的商路上，自汉代留下的各个驿站，都已年久失修，不能再为过路的商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了。

各国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原本应该繁华如织的丝路贸易也变得阻塞不通。

正在苦苦思索的裴矩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曾经也面临几乎同样的难题。

这个人，就是仓慈。

仓慈，淮南人，三国曹魏时期的敦煌太守。

敦煌郡在河西走廊西段，自汉帝国以来，作为丝绸贸易集散地的敦煌运行到东汉末年已变得破败不堪。

到了三国时期，更因为连年的战乱而与内地隔绝。

虽有西域商贾来这里进行贸易。

但也因时常遭到豪强的阻挠和盘剥而怨声载道。

仓慈到任后，为革除积弊，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他贴出告示，凡西域商人欲往洛阳贸易的，由政府发给旅途补助；如在敦煌经商，则按官府制定的平价进行交易；同时派吏民护送商队。

以保证客商的安全。

河西走廊在他的管理下。

达到了商贸繁荣的一个高峰。

仓慈当年治理河西走廊的经验给了裴矩很大启发。

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方便商旅的来往。

同时，裴矩下令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给予前来与中国交易的西域商人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

他还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开展贸易，令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鼓励西域商人与隋朝通商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河西走廊。

自此，通行在河西走廊上的西域商队可以得到沿途的官府提供的食宿和保护，而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担。

毫无疑问，对于胡商来说。

这让他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而这些被称作“胡商”的西域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粟特人。

据考证，粟特人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来自祁连山下的张掖昭武城。

又由于他们的姓氏集中于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这九种，中原人士也称他们为昭武九姓。

他们居住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没有自己的王国，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民族。

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犹太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是一群已经消失了的神秘部族。

由于擅长手工艺制作，他们的陶器、银器、丝绸，甚至盔甲都是当时的畅销品。

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很善于把自己的货品变成钱。

据《唐会要》记载，他们经商能力的培育是从娃娃抓起，男孩5岁开始读书识字，稍微认一点字便开始教他们经商之道。

也就是说，他们的男孩要学会甜言蜜语，并牢牢掌控钱财，追求利润最大化。

“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一语道出为追求贸易利益，不辞劳苦地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他们不仅销售自己的产品，还几乎垄断了当时河西走廊上的国际贸易。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文物中想象他们的形象，以及那条川流不息的繁荣丝路。

对于粟特人来说，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经商，是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幸被盘踞在河西走廊周围的突厥、吐谷浑等势力劫掠、盘剥，他们就有可能血本无归。

当然，这也是裴矩所担忧的。

他要把这些情况尽快汇报给隋炀帝。

公元606年，大业二年七月，裴矩回到都城洛阳，他给隋炀帝带来了《西域图记》，并汇报了自己治理河西商贸的成绩。

隋炀帝随即问起裴矩下一步的措施。

裴矩称西域诸国早就有意与隋朝通商，只是位于祁连山南侧的游牧部落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

现在必须要打败吐谷浑，才能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各国与隋朝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交往。

裴矩的这些话让隋炀帝大喜过望，他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派他再次返回张掖。

裴矩回到张掖后即代表朝廷召集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和洛阳的邀请，并对外交与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第二年，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几个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隋炀帝一起祭祀恒山。

同年，裴矩成功游说河西走廊北侧的突厥人铁勒部，使其南下对吐谷浑发起了进攻。

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东逃到了今天的西宁。

这一仗对吐谷浑打击很大。

万事俱备，隋炀帝心中随即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国家计划。

公元609年初，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并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西巡途中，他还要御驾亲征，以彻底消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这个开先河的壮举，让朝野为之震动。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而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只是，这样的一次巡视，势必耗费巨大，再加上路途遥远，还要冒兵戈之险。

是否有这个必要？

大臣们的担忧和疑虑对于杨广来说毫无意义，繁复而细致的准备工作随即有序地展开了。

公元609年三月，即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隋炀帝带领大军，在这里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隋朝大军势不可挡。

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仅有几十人跟随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到了青海湖边。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在出征途中，隋炀帝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诗中品读到当时隋炀帝的万丈豪情。

战役结束之后，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这四郡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

这一场胜利，也使得围绕西域博弈的天平，彻底倾向隋王朝一边。

西巡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下一站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各国的王公使节们正在那里恭迎旗开得胜的隋炀帝。

当然。

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

现在，只要穿越祁连山的一个山隘，就可以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张掖。

这正是当年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这个山隘叫扁都口。

作为横贯祁连山脉的高山峡谷，这条古道海拔三千多米，与终年积雪的雪山为邻。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扁都口始终是祁连山谷中距离西宁最近、唯一穿越祁连山北上张掖的通道。

每年的7月是扁都口最美的季节，万亩盛开的油菜花使千年古道扁都口成为今日河西走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元609年六月初八，借着大胜吐谷浑的好心情，隋炀帝的西巡大部队，进入了这条古道。

尽管六月的洛阳，早已是一片盛夏气象，但祁连山深处的六月，气候捉摸不定。

隋炀帝的随从和那些后宫嫔妃，对高原上如此严酷的寒冷显然估计不足。

就这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近一半官兵与隋炀帝的后宫佳丽被冻死，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

3天后，隋炀帝一行终于在经历了对吐谷浑的大胜和突如其来的风雪这一喜一悲之后，艰难穿越扁都口，来到了张掖的焉支山下。

焉支山，祁连山的一条支脉，黑河发达的水系孕育了这里丰富陶茂盛阴植被，山上林海松涛、碧波无际，山下沟壑纵横、清泉淙淙。

不远处辽阔的天然草场正是盛会的绝佳地点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高昌和伊吾等西域圉家的贵族也来到了张掖，表示愿意与隋朝交好。

尽管刚刚经历了扁都口的艰险，杨广在接见高昌王和西域各国使者时，依然不失大国之君的威仪。

他下令武威、张掖两地的仕女盛装出席，充分彰显大隋朝升乎盛世的景象。

来自中原的宫廷乐手，以及来自西域各地的民间歌舞艺人，在会场上争奇斗艳，为这场盛会带来了浓郁热烈的欢乐气氛。

富丽堂皇的观风行殿。

陈设着中原的手工艺品。

西域各国的使节被眼前的雍容华贵折服，对隋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叹为观止。

自然，当地不少粟特商人也一定不会错过这次盛会。

他们不失时机地从骆驼上卸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带到张掖城里的大小集市上，向来自各国的客人兜售他们的货物。

整个张掖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群延绵数十里。

这样的景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当年，河西走廊盛况留下的痕迹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那场气势恢宏的“万国博览会”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千多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2010年4月30日。

上海世博会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此次世博会上．与敦煌莫高窟一起被“搬入”甘肃馆内的还有1400年前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的这场万国盛会。

追溯历史，世博会最早的发源地也许就是在这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在张掖盟会期间，隋炀帝杨广登临焉支山的峰顶参天禅地。

当年汉朝将军霍去病曾越过焉支山，击败匈奴，夺得河西走廊，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

自此，焉支山成为胜利的象征而载入史册。

隋炀帝的此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得到了全面恢复。

丝绸之路又一次向中原大地敞开。

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将近10个月。

这是隋王朝西部战略的顶峰。

也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隋王朝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经略，为后来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河西走廊上的盛况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想念，繁华早已随风而逝，但岁月并未掩埋一切。

这是一座以“骆驼”命名的古城遗址，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丝绸之路大型汉唐古文化遗址。

骆驼城，位于河西走廊的中段，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西南20公里处。

它建于汉朝，曾是魏晋时期北凉的故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镇。

今天的我们穿行于厚厚的城墙间，依然可以回想当年河西走廊的丝路盛景。

张掖贸易盟会结束后的第二年，隋炀帝批准开放了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西域各国商人，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沿着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洛阳，为中原的都市生活带来了新的面貌。

丝路的畅通，让商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商旅便利，关税的降低，也使得来中原做生意变得更有吸引力。

丝绸之路再度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通道。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业五年的那场盟会，既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大隋迅速由盛转衰的开端。

一连串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令隋王朝恰是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爆发了隋末民变。

公元618年，仅仅做了十四年皇帝的杨广被叛军所杀，隋王朝被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取代，它就是大唐。

而这个帝国的建立者，正是杨广的表兄李渊。

李渊为自己短命的表弟选了“炀”作为他的谥号。

古代《谥法》说：“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

”

自此，隋炀帝杨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

公正地说，正如“大业”这个年号，杨广一生短短十四年的帝王岁月，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运河、开疆拓土、经营西域、重开丝路，奠定了大唐帝国兴旺繁荣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急于求成，不恤民力，耗尽了国力，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正如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背负了诸多骂名，杨广仍不失为一代有为之君。

河西走廊理应铭记他。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28岁的李世民登基，成为后来的唐太宗。

登基后不久，李世民便在长安宫殿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

年逾八旬，此时已是唐帝国户部尚书的裴矩，也接到了赴宴的邀请。

宴会上，乐师们在铿锵有力的《秦王破阵乐》后，又演奏了一曲由西域传入的《西凉》大曲。

这熟悉的音律，让裴矩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他想起了第一次前往张掖之前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编撰《西域图记》时的艰辛，更想起了大业五年，焉支山下，他为隋炀帝安排的贸易盛会，当时的宫廷乐师，似乎也演奏了这曲《西凉》。

细弱的丝弦拨动了裴矩苍老的心。

曲终人散，已是夕阳西下。

裴矩走上了长安的城楼。

他向西眺望，仿佛看见一队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西域胡商，正伴着夕阳，从金光门走进了长安城的西市大街。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裴矩，这位历经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离开了人世。

他为之呕心沥血创作的《西域图记》，也在纷乱的时代中流离失散了。

然而，裴矩为中原王朝开拓的西北战略，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很快就将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大通道。

政治的稳定，开放的政策，让河西走廊商路上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中原地区的文化气象也变得多元起来。

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不断融合，唐代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焦点所在，并由此进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伴随着唐帝国这个中原王朝最繁盛时期的到来，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河西走廊，也正在迎来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

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

—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

张骞27岁①。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这次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的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东起乌鞘岭

西至星星峡

它的形成，源于数亿年前的一次地壳剧变。

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形成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青藏高原。

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这，就是祁连山。

在祁连山脉的北麓自然形成了这条咽喉般的狭长走廊。

它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

青藏高原的隆起，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

但幸运的是，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丰沛的山区降雨使祁连山成为伸入西北的一座湿岛。

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

河水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河西走廊。

在黑河的东西两侧是石羊河和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了片片绿洲，成为孕育生命的摇篮。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

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开端，源于两千年前一个帝国的开拓。

公元前141年。

西汉。

公元前141年，作为汉帝国创始人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位。

此时，汉帝国已经运行了64个年头。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铲除了异姓王。

平定了刘姓诸王叛乱，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上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充满活力。

但是军事和外交的羸弱却让这个国家被北方的匈奴王朝袭扰和压制了几十年。

年轻的刘彻自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

此时，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西南方向是犹如天然屏障般的青藏高原；向北和向西都是强大的匈奴势力。

匈奴，始终是东亚大陆诸国的噩梦。

他们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部落，成为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可怕力量。

这是一个由众多游牧民族逐渐演变、融合而成的部族，发祥地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

从先秦时代开始，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无所顾忌地劫掠安定富庶的农耕国家。

秦末汉初之时，趁着中原形势混乱之际，匈奴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驱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王朝。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匈奴王朝勾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以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

这个王朝雄踞在高原大漠之上，俯瞰着东亚腹地。

他们兵锋南指，成为汉帝国最强悍的敌人。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

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

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为了休养生息，刘邦只能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每年还要源源不断地送给匈奴大批生活物资。

但是，匈奴带给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无奈的屈辱已经延续了五代皇帝，年轻的刘彻决心改变这一切。

就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不久，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帝国边境部队俘获。

通过对这名军官的审讯，刘彻得到这样一条情报：当时河西走廊形势混乱，被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所控制，其中比较大的是月氏和乌孙部落。

月氏部落赶走了乌孙人，而匈奴单于进入河西走廊后又杀死了月氏的领袖，甚至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

新的月氏王渴望报匈奴的杀父之仇，但力不从心。

于是，月氏人只好向西迁徙。

刘彻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假如能联合西域的月氏，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

遗憾的是，在年轻的汉武帝麾下，几乎所有谋臣武士，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

但他们知道，向西渡过黄河之后，有一条河西走廊可以通往西域。

一个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威胁的战略构想被提上汉帝国的日程表：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愿意冒险出使的人，穿过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寻找月氏部落，说服他们和汉帝国东西夹击，赶走匈奴。

但是，作为此时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控制在匈奴王朝右贤王部的浑邪王与休屠王手中，而且月氏西迁后的下落也无人知晓。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许出使的人还没有走到西域，就会被匈奴人杀掉。

但还是有勇敢者站了出来，他就是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首创察举制之后被推举出来的孝廉，并且刚刚成为帝国宫廷中的侍从官，也就是汉武帝的宫廷侍卫、朝廷行政事务见习官。

张骞觉得出使西域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汉武帝非常高兴。

他不仅亲自为张骞挑选了勇士随行，还让一个归顺的匈奴人堂邑父给张骞做向导和翻译。

临行前，汉武帝刘彻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骞。

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汉武帝有气量，没把握。

这里是祁连山脉中段一条长约28公里，贯通南北的大峡谷——扁都口。

今天，扁都口仍然是由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

两侧山势陡峭，奇峰耸立，发源于祁连山脉黑河水系的大大小小20多条河流，沿峡谷蜿蜒而下。

远近的牧民在此放牧，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

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两千年前，张骞和他的使团渡过黄河后，就是由这里进入河西走廊的。

当张骞使团走出了扁都口的葱郁山林，来到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之中时，他们距离帝都长安已经1000公里了。

对于长期生活在富庶汉中平原上的张骞和他的使团来说，尽管对于穿越这条通道的艰苦与险恶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日渐深入河西走廊，他们还是感到了自然环境的压力——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走上很远才能看见一片绿洲和稀疏的人烟……然后又是荒漠，戈壁，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

要找到月氏部落，就只能冒险穿过匈奴人严密控制的这条通道。

而强大的匈奴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若是不幸撞到匈奴士兵，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平静的午后，在炎热的戈壁滩上，伴随着呼啸声，剽悍的匈奴骑兵冲到了眼前。

没有任何悬念，张骞和他的使团被俘虏了。

在被押解的漫漫路途中，他们惊恐交加，饥渴难耐，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

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即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去见当时的匈奴王——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使团打算前往月氏部落之后，阴沉着脸对张骞说：要是我们穿过你们国家去南方的越国，你们会同意吗？

张骞自知理亏，无话可说。

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结局必定凶多吉少。

公元前135年五月。

权倾一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去世。

这一年，刘彻22岁。

张骞出使西域已经3年了，没有任何音讯。

此时，张骞仍被困在匈奴营地。

三年前，当他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准备。

但匈奴人并没有杀掉这些俘虏。

他们希望能从张骞口中套取更多关于汉朝的情报，并试图说服他和他的使团为匈奴效力。

张骞拒绝了。

他的不合作与不妥协导致他长时间失去自由，被匈奴士兵软禁。

但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熟悉和了解匈奴王朝日常生活与军队备战的机会。

在匈奴人的营地，张骞发现，这个民族有着不那么严密的军事组织，但是他们却具备在当时来看更先进、更具攻击力的军事装备与战术，特别是他们的骑兵。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

匈奴骑兵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来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轻便也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战斗中既机动灵活，又有更强的攻击性。

貌似归顺的张骞让匈奴人感到自己的策略是奏效的，于是他们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戒备与管制。

这也或许是因为张骞的性格和为人。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

蛮夷爱之”。

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放弃对这个来自中原王朝官员情感瓦解的努力，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间在缓缓流逝。

被长时间滞留在匈奴人军帐中的张骞对于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在匈奴人眼里，祁连山是神圣的，匈奴语中的“祁连”就是“天”的意思。

这片神圣的土地曾是月氏人的家园。

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河西走廊丰美的水草，培育出优良的战马。

拥有了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和速度，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尤其重要。

从公元前201年开始，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就不断领兵南下。

不堪袭扰的月氏人被迫西迁。

从此，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成了匈奴人的天然牧场。

他们由此握住了一把直插汉帝国西部边境的利剑。

汉武帝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他时常梦到西域，梦到匈奴，血腥的厮杀，枪刺与马蹄，他试图冲破重围，但毫无希望。

此时已经是公元前133年春，张骞出使西域的第5年。

汉武帝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待张骞使团的消息。

他召集群臣，就如何应对匈奴的战略进行廷议。

5年来，汉武帝锐意改革，大力削藩，巩固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在军事上，他严厉督促各地行政官员广泛搜寻并储备良马，选拔卫青、公孙敖等一批年轻军官展开军事训练。

汉武帝刘彻决心已定，即或是张骞杳无音讯，或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要开始对匈奴的反击。

这次廷议中，汉帝国的文武大臣们一致同意停止执行先帝们奉行的防御战略，反击匈奴。

汉武帝刘彻计划亲率30万大军，以和亲为诱饵，在马邑围剿前来迎亲的匈奴部队。

虽然这次被称为“马邑之谋”的军事行动由于消息泄露而被迫中止，但汉帝国自此揭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刘彻，这位年轻气盛、胸怀宏图大略的皇帝，将把汉帝国快速带入一个开疆拓土，威仪天下的崭新时代。

一幕围绕争夺河西走廊的政治谋略与军事行动的大戏逐渐走向高潮。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张骞和堂邑父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此时，月氏人早已在匈奴的数次打击下，分裂成两支一大部分月氏人选择西迁，他们背井离乡，途经大宛，迁居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他们被称作大月氏。

而少数则留在敦煌南山地区，与羌人杂处，被称作小月氏。

当张骞得知这一消息后，毅然折向西南方向，继续寻找大月氏。

他们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库车、疏勒等地。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

张骞他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当大月氏王见到这个来自遥远中原的汉人时，他格外地惊奇和钦佩，但对汉武帝联合攻击匈奴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他告诉张骞：这里土地肥沃，大月氏部落已经逐渐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安居下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状态，已经无意东还。

张骞在大月氏滞留了一年多，再三邀请大月氏王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尽管他感到有些失望，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觉得不虚此行。

他途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西域数国，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

这里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草木、畜产都与中原不同，更有一种名为汗血宝马的优良马种，高大俊朗，绝非中原所见。

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沟通汉帝国与西域的咽喉要道，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就可以畅通无阻，汉帝国的视野也将更加开阔。

带着这样的想法，张骞决定尽快返回长安。

为了避开匈奴控制区，张骞决定改变路线，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遭到匈奴人的拦截。

他们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于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

迂回北上返回长安。

意外的是，此时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

张骞实在是时运不济，再次成为匈奴骑兵的俘虏。

这一次。

张骞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但，令人惊奇的是，匈奴首领再一次宽恕了这个逃跑的汉人使者。

在匈奴人的营地里，张骞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妻子——那个善良的匈奴女身边。

公元前126年春②。

匈奴军臣单于病逝，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匈奴妻子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

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张骞将西域诸国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俗，以及山川地貌，向汉武帝和众大臣做了详细汇报。

张骞的讲述，让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

张骞13年起伏跌宕的出使经历，对于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理大发现。

这位探险家的独特经历及其一番域外奇谈，立刻引起汉武帝的强烈兴趣，并被史官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域最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称赞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绝非妄言。

张骞的所见所闻让地处亚洲东部的汉帝国视野大开，他们的目光已经可以越过巍蛾的崇山峻岭，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西域、中亚、南亚，一直到罗马帝国。

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振奋。

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但跟随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典籍中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一年后，她染病故去。

在漫长而艰辛的出使西域途中，因为这个女人，张骞不再孤独——两千年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使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

这些宝贵的情报使得汉帝国与匈奴人的决战不再是一场盲目的复仇。

尽管距离分出胜负还为时尚早，但打通河西走廊这条通往西域的必经通道，斩断匈奴右翼，并且让它永远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成为汉武帝的国家战略。

3年后。

公元前123年二月到四月。

已经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路大军先后两次进攻匈奴。

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军衔跟随卫青出击漠北。

张骞利用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

为汉朝军队做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③。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河西走廊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坚忍不拔的探路者。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此时，汉帝国与匈奴的对决已愈演愈烈。

打通河西走廊，挺进更加广阔的世界正成为这个中原帝国越来越清晰的宏阔梦想。

勘误：①张骞27岁——张骞的年龄史无记载，此是推论。

②公元前126年春——军臣单于死于公元前126年冬天，不是春天。

秦汉时代以十月为岁首，一年的季节是冬春夏秋，故公元前126年春发生的事在冬天之後。

③“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此误，博望是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六十里，汉代侯爵皆赐封邑，其号都是地名。

公元前61年汉·元康五年清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悬泉置行政长官置啬夫从梦中惊醒。

从首都长安星夜兼程的邮差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

置啬夫收到了一封装在木盒中并加盖封泥的凭信，他随即命令值班役卒给邮差准备早饭，更换马匹。

西北的黎明干燥寒冷，祁连山的轮廓线清晰起来，通向西域的道路若隐若现，远处驻屯部队营区里传来狗吠声。

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悬泉置来说，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

经过验证，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

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

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其中，汉代筒牍便有15000余枚。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相继设立，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邮驿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

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驿使图》出自悬泉置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凭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河西地区邮驿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中央政令的下达，基层情报的上送，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汉帝国继承了秦的邮驿体系并进一步完善，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传或置，全国各级、各地遍布的驿站，犹如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确保汉帝国政令畅通，统治力高效强大。

从悬泉置出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过往悬泉置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归附汉帝国的羌人，官家奴婢，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以及刑徒。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一件《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的简牍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

正是这枚简牍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

公元前61年的那个早晨，传递紧急公文的邮差在悬泉置匆匆吃完早饭，翻身上马。

他的目的地是西方六十公里外的敦煌郡郡守所在地。

此时，在中国西北的天空下，大规模的征战渐渐平息，帝国生机勃勃，一切运作皆在掌控之中，维持西部边疆的稳定是朝廷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重要事项。

尽管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已辞世26年，但他所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垦的中原移民，漫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城堡，烽燧，还有络绎不绝的商队，昼夜穿行；串联在戈壁的驿站把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由内地传向边疆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

望着邮差飞驰而去的背影，置啬夫睡意全无。

他已接到通知：长罗侯常惠率领下的帝国外交使团即将经过他们驿站，并要在这里停留一晚。

对于置嗇夫来说，常惠，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常惠和苏武一样，不但没有妥协，而且在同匈奴王朝的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

最终，他们被释放回国。

常惠的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他步入朝堂，成为汉帝国处理西域外交事务的顾问。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乌孙。

乌孙，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曾生活在河西走廊。

他们在与月氏部落的争斗中落败，远走西域，最终在天山西麓伊犁河谷建立了一个国家——乌孙国。

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广阔地带，散落着众多小国，这被张骞记录下来，史称“西域三十六国”。

乌孙国便是“西域三十六国”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

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阿拉山口和伊犁河谷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路。

此时，匈奴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急需依靠西域的人力物力稳住阵脚，辽阔富饶的西域因此成为匈奴的战略缓冲地带。

匈奴王朝已经通过与乌孙结盟，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前往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若是匈奴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就可以从西北方向包围侵扰汉朝；但，张开臂膀的汉帝国对西域也变得触手可及。

汉朝西部边境线沿着河西走廊迅速向西北延伸。

汉匈两大势力在广阔的西域渐次上演了激烈的政治与军事较量。

公元前119年，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

汉武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或是建交，或是结盟。

为此，张骞在第二次出使时，专程前往乌孙访问，说服乌孙首领猎骄靡派使节去往中原实地考察。

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乌孙使者看到这个中原帝国的强盛景象，当即决定和亲。

汉武帝迅速做出响应，选派皇族女子——细君公主远嫁乌孙首领猎骄靡。

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结盟关系。

不久。

老一代乌孙首领去世，新一代首领军须靡继位。

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生活的细君公主抑郁而终。

消息传来，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结盟西域的计划，汉武帝决定再派楚王的孙女、性格泼辣的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

时光流逝，军须靡死后，按照乌孙风俗，他的弟弟翁归靡继位并娶了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最终和翁归靡生了三个王子和两位公主。

孤身异乡，解忧公主坚韧顽强地维系着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盟。

转眼间，解忧公主已经在乌孙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在遥远的长安城，派遣解忧和亲的汉武帝已经去世，但携带着大批礼物从长安去往乌孙的使团依然每年都会经过悬泉置。

但乌孙在与汉朝联合打击匈奴的问题上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反而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

一直在汉朝与匈奴之问徘徊不定。

但即使这样，乌孙与汉的日渐亲密还是惹恼了匈奴。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二十多年来，解忧公主一直致力于建立乌孙与汉朝的联盟，这次危机使她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实现军事联盟的机会。

不巧的是，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汉昭帝驾崩，汉帝国无暇西顾。

汉宣帝继位后。

思虑谨慎的他并未贸然出兵，而是决定先选派使节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

他想到了常惠。

常惠熟识匈奴及西域诸国的情形，而且他是解忧公主出嫁前在京城的好友。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形势紧逼，来不及细细道说这些年彼此的故事，常惠、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乌孙首领迫切表达了要发国内精兵，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

随即，常惠辞别了解忧公主，与乌孙使者一起踏上了东返长安的路途。

公元前71年正月，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

五员大将兵分五路率领十五万骑兵向西开去。

但，熟悉西域事务的常惠并未出现在兴师动众的远征军中。

事实上，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常惠就以校尉头衔带领十余名侍从经过了悬泉置。

这看上去仅仅是一次例行出访，但，常惠的真正使命却是向乌孙通报汉帝国征讨匈奴的作战计划和部署。

协调双方在军事上的联合行动。

因匈奴提前逃遁，汉帝国西进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五万骑兵却意外地大获全胜。

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帝国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夙愿。

公元前70年，回到京城的常惠被帝国嘉奖，晋封“长罗侯”。

与此同时，汉宣帝希望常惠能立即再次出使乌孙，代表汉帝国答谢乌孙征伐匈奴的战绩。

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了一件旧事：七年前，汉昭帝时期，西域龟兹王下令偷袭并杀死了汉帝国派往轮台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并驱赶汉帝国派出的屯田士兵。

屯垦戍边，在当时是汉帝国巩固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与经略西域的重中之重。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的土地唤醒，让绿洲充满生机。

两千年以后，在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和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中发现的画像砖上，摹写了汉帝国河西走廊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

这被当代文物工作者命名为《屯垦图》。

图中，士卒们持农具将谷物扬起；紧接着就是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渐渐地，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上，环绕着绿洲出现了村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人工灌溉系统出现了。

大规模屯垦戍边很快得到了报偿。

河西走廊率先成为新兴的农业区，中原发达的农业技术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中原来的士兵将祁连山两侧的绿洲打理得欣欣向荣、井井有条。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古人用船将酒泉、敦煌郡的粮草运到这里存储，以供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卫军马食用。

但，汉帝国的西部屯田政策仍旧不断遭遇挑战。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往来的日益频繁，屯田戍边的范围也渐渐沿着河西走廊延伸到西域一带。

公元前78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

随后，汉帝国的垦区拓展到车师一带。

汉帝国的西部屯田计划令匈奴王朝感到恐慌。

他们怂恿龟兹、车师等国与汉帝国对抗，杀死了校尉将军赖丹，试图迫使汉帝国取消屯田计划。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但当时因鞭长莫及，汉朝未能及时讨伐。

此次出使前，常惠向汉宣帝提起这件往事，并建议：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可以借助乌孙等盟国，让龟兹为杀死汉帝国屯田官员付出代价。

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拒绝了常惠的请求。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在置啬夫眼中，常惠这次西域之行变化最明显的是随行人员的数量——上次只有10多人随行，而这次却是一支500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常惠在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带领与帝国结盟的西域各国及乌孙数万人马兵临龟兹城下。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西域各国进行的征讨行动。

结果，兵不血刃，龟兹王为当年的行为郑重道歉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

尽管常惠公然违抗君令，但征伐取得了胜利，为汉帝国一雪前耻。

因此，汉宣帝并没有惩罚他。

距离上次常惠东返长安，六年过去了。

公元前64年，常惠第四次受命前往西域。

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师的汉侍郎郑吉以及其手下的一千多名屯田士卒，而且还带回了一封乌孙首领的书函。

面对汉朝国力日趋强大，为继续巩固乌孙与汉数十年的结盟关系，在解忧公主的提议下，乌孙主动上书，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太子，并请求以马、骡各千匹为聘，为元贵靡迎娶汉公主。

于是，公元前61年，为了汉与乌孙的再次和亲，常惠将再一次来到悬泉置。

置啬夫一早就开始紧张忙碌了。

这天上午，往来穿梭的行人，驿站的士卒，赶着马匹的商队像往常一样从悬泉置门前的通道上经过。

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策是奏效的。

汉帝国通过包括和亲、屯田、派驻官吏、经济馈赠、军事打击、以夷制夷等组合策略，正在赢得掌控西域的主动权。

中原的人们可以安心发展生产，南方的丝绸特产也有了输往域外的机会，丝绸贸易渐渐兴隆，漂亮华丽的丝绸汇集到洛阳，又从那里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输送到广袤的西域。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帝国竹简上，人们可以看到当年详细记载的从武威到敦煌沿线驿站的名称以及里程。

从苍松、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氐池到觻得、昭武、祁连置、表是，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

公元前61年的这个午后，置啬夫依然在紧张准备着，长罗侯常惠的使团预计会在下午到达这里。

与之前的剑拔弩张不同，这一次常惠的任务轻松而欢快。

使团此行是要到乌孙接受迎娶汉帝国公主的聘礼。

日落之前，长罗侯常惠的使团抵达了悬泉置。

忙碌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自解忧和亲，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汉与乌孙及西域的关系已经渐趋圆满。

为了庆祝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置啬夫专门准备了一个隆重的迎接晚宴。

他早早备好了丰盛的食物，悬泉置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那个傍晚的场景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记录了此次接待事宜的汉筒却留存至今。

这就是《过长罗侯费用簿》，里面记录着此次过往的人数和消耗掉的食物。

这年深秋，长罗侯从乌孙返回。

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庞大迎娶使团，从乌孙首领到太子、左右都尉、大将等主要的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

这是有史以来乌孙派往汉朝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使团。

一年以后，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西域，汉帝国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宫、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冢主权。

4年前在车师被常惠率兵解围的汉侍郎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使，成为汉帝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

自此后，汉帝国在西域势力依然不断扩展，西域都护辖境越过葱岭，其所辖属国也由三十六国增为四十八国。

西域诸国派往汉帝国的贡使往来不绝于途。

“万国来朝”一时成为时尚。

地处河西走廊要冲的悬泉置始终车水马龙。

这些来自西域的贡使沿途为汉帝国军纪严整、运行有序而赞叹不已。

此时此刻，从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三代皇帝，共历六十余年，汉帝国倾其国力，锐意进取，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屯垦与戍边相互支撑，最终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荣的新局面。

而河西走廊，此后一直扼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成为西北边陲重地。

公元前52年。

在常惠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属国。

为辅助解忧公主和元贵靡，常惠再度出使乌孙。

这段时间乌孙国内政局极其不稳定，担负着重大国家使命的常惠需要和汉朝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

就在此时，常惠被急召回京。

后将军赵充国去世了。

赵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是汉帝国彪炳史册的将领之一。

同朝多年，常惠对赵充国一直充满敬意。

而赵充国一直倡导的屯田戍边的理论，更是汉帝国经略西域的指导之策。

九年前，公元前61年，也就是常惠率使团前往西域迎取乌孙聘礼的同一年，76岁高龄的赵充国为守卫河西走廊，不顾年迈，主动领兵出征。

征战期间，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总结汉朝已实行了多年的屯田经验，提出了屯田“对内可节约经费，对外可防御守备”的战略方策。

这三封啦田奏，将汉帝国的屯田措施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屯田政策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空前重视。

经历战争之后的士兵化剑为犁，在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同时，使战争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保证了一个区域的长期稳定。

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匆忙回京的常惠又一次经过悬泉置。

这次，常惠多待了一天。

他也许不会知道，自己二十年奔波西域的日子从此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悬泉置。

回京后，常惠接替了赵充国的右将军职位，同时继续掌管对西部各国的外交事务。

公元前51年。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刚刚册立不到三年的乌孙大首领、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病逝。

此时，解忧公主已经70岁了。

一封她写给汉帝国皇帝的信经过悬泉置，奔向长安。

解忧公主希望可以落叶归根。

两年后，公元前49年，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呕心沥血的解忧公主终老长安。

又过了两年，置啬夫得知：长罗侯常惠在长安去世。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悬泉置，更不知道，他最终葬在何地。

但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悬泉置，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此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沿着祁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式开通。

从中原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便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

这条通道，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

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对此总结道：“欲保秦陇，必稳固河西，欲固河西，必开拓西域。

”

而历经两千年，数十个朝代更迭之后，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保障并形成的屯田戍边的汉帝因国策，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

当面对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

人们或许会被历史带来的回响深深震撼。

光阴流过。

那个时空背景再也无从复制。

但，汉帝国留在河西走廊的边关生活却依旧感动我们的心灵。

正如片中所说，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我对丝路的念念不忘是源于西域的美丽和神秘，但更重要的却是它承载的中西文化和交通的历史。

而它的咽喉就是河西走廊。

看这部片子时我就在想，作为丝路的一部分，河西走廊甚至比丝路更迷人和难忘，我很大程度上迷恋的正是这个从古至今牵系着东西两端、见证着丝路的光荣与衰落和不断散发着生命力的河西一角。

从张骞的探索开始到如今的能源开拓，河西走廊确实经历了太多值得铭记的变迁。

值得一提的是，片子里难得的关注了很多小人物，给历史的讲述和重要人物的刻画添色不少，让人看着温暖还给片子带来生气。

相比于其他纪录片这真的是一大优点。

我想这都由于整个片子基本是由情景再现组成的吧。

剧情片式的拍摄，与解说词相辅相成并过渡自然，本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大亮点。

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找到这样让我每集都期待和珍惜的纪录片了。

感谢它让我静心和享受又一次的西部情怀。

因为每次都在静夜观看，有时候看累了，慢慢地打起精神时会觉得解说就在对面向我一人诉说，他的声音变得从未有过的真实，这时候画面也更抓住我的眼和心，整个人就完全的投入了。

最后一集有一段整个“路程”的回顾，让人满心感慨。

各个时期的人们在河西走廊上驻足，与它同生共息。

这一段词也载满了我的所有丝路情：“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

看到第七集敦煌，实在是觉得要提笔记一下。

首先是复刻了敦煌建造的步骤。

从打窟人凿石头开始，后面要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灰匠等不同工种合作。

灰匠：壁画地仗的制作。

地仗：粘土和棉麻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

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

塑匠：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在用泥土塑形。

之后彩绘匠团队完成上色。

彩绘工匠：矿物颜料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敦煌的工程是个集体作业。

看《局部》里放了电影片段，大致知道了湿壁画的作画方式，是要在一天里墙干之前画完。

《局部》里提到了敦煌是干壁画。

《河西走廊》让我从给一个较新的维度看敦煌。

最早大三的时候老师课上讲到，还讲了1900年代王道士的故事。

2012年自己去看了，能看到的很少，其实走进去了，也看不懂。

真的进去时候的感受，还没有看《人类的敦煌》来得振奋。

这段时间刚好在看的几个东西都与此有关，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书《中国艺术史》，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还有1980年nhk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被串起来了。

这一集其实等于是以220窟翟家窟为例，在讲唐代怎么画壁画，串起来讲敦煌历史、丝绸之路。

220窟：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

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之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

“他们在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实在唐朝修建的。

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应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背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但是莫高窟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油壁画或塑像。

共保存了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

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十余座。

莫高窟跨越多个王朝，最终建成了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地理位置：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路线，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谁在建：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要经过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建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事长久，遇荒年战乱又盼来日能摆脱苦难，为心灵上的寄托、精神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砸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画里有来自中亚的风格，有失传的胡旋舞，大型灯树（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色永远记录下来了。

而“李工”也是纪录片为了方便讲述，姑且称呼的。

事实是，阎立本留世，而李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220窟建了大概20年，但有待进一步探讨。

不过每个窟肯定时间跨度都很长。

《药师经变图》就在220窟。

2016年的冬天，在上海，继让人蛋疼的长城宽带之后，毅然决定换成电信50M的光纤，电信顺便送了高清TV机顶盒。

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我打开了电视机，画面出现了隋炀帝出巡祁连山的情景。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难得的历史纪录片，虽然知道肯定是响应“一带一路”政策而拍的，但是不影响它是一部好的纪录片。

印象中国的纪录片还一直停留“这又是动物交配的季节”的尴尬阶段。

感觉到风格变化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之后，也不断又良心制作出现。

比如《楚国八百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与全世界做生意》、《航拍中国》等。

日本NHK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良心纪录片，关于河西走廊，可以推荐《敦煌莫高窟-美的全貌》、《丝绸之路》两部。

NHK的纪录片让我懂得了敦煌的美。

对敦煌的向往，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历史纪录片不可缺少的，就是背景音乐。

NHK的背景音乐宏大幽深，富有历史感。

《河西》的背景音乐，第一次听雅尼的音乐，惊讶于西方人所表达的东方韵味，迫不及待地上网易云音乐上听了整首背景音乐。

突然又想起了《末代皇帝》中那旋律绵绵，从容优雅的东方贵族式的音乐。

炎热的夏季，休假在家，重看《河西》敦煌篇。

220窟的美轮美奂，又把我带到了那神秘的河西，即使此身不能去，也被感动得想哭，这就是美。

（六） | 丝 路公元605年隋·大业初年。

当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时候，历经战火动荡的人们充满期待。

此时，一个来自帝都的高级官员西出长安，翻越秦岭，渡过黄河，踏上河西走廊，仔细巡视了武威、张掖等地。

他叫裴矩。

西北之行的裴矩肩负着隋王朝交付给他的使命——让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并致力于打造一条帝国向西的经济动脉。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

重新开设的边境互市让丝绸之路再次活跃起来。

此时的世界，欧洲刚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古老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而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混战之后，终于在公元589年，被一个叫作隋的朝代重新统一。

15年后，公元604年，三十五岁的杨广即位，成为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这位被后人称为“隋炀帝”的杨广，雄心勃勃地选择了“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

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杨广对于这个国家开拓性的治理思路，就在他的强大集权下迅速推行。

为了更好地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河北、辽东等军事地区，他下令在长安以东的洛阳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并启动了隋唐大运河工程。

这个全长近两千公里的浩大水利工程，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隋炀帝登基时，中原的商业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兴盛，并出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富商大贾。

他们强烈希望能与西域胡商进行贸易。

但中原与西域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已因战乱中断了数百年，大批的西域商人谨慎地选择了以河西走廊为中转站。

面对西域各国的裹足不前，隋炀帝杨广颇费思量。

他决定迈出隋朝经营西方的第一步。

公元605年，受隋炀帝委派，58岁的裴矩来到了张掖。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魏晋后中原大乱，丝路不通，西域商人只能到张掖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

裴矩选择在这里主持西部的边境贸易，同时进一步找到发展西部经济的办法。

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裴矩对这些商人的想法有了准确的了解。

同时，他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等。

他把这部分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再通过查找典籍，汇编了三卷图文并茂的书，取名《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域44国的情况，并绘制了大量地图。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裴矩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北道：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渡过北流河到突厥可汗庭。

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中道：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南道：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正是有了裴矩的描述，再结合从敦煌到长安的路线，我们可以绘制出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地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唯一通道，更可谓是这条商路的黄金地段，坐镇张掖的裴矩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其实，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前往长安、洛阳的市场进行贸易。

但河西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易。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和管理贸易活动。

在河西走廊的商路上，自汉代留下的各个驿站，都已年久失修，不能再为过路的商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了。

各国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原本应该繁华如织的丝路贸易也变得阻塞不通。

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方便商旅的来往。

同时，裴矩下令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给予前来与中国交易的西域商人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

他还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开展贸易，令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鼓励西域商人与隋朝通商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河西走廊。

自此，通行在河西走廊上的西域商队可以得到沿途的官府提供的食宿和保护，而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担。

毫无疑问，对于胡商来说。

这让他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公元606年，大业二年七月，裴矩回到都城洛阳，他给隋炀帝带来了《西域图记》，并汇报了自己治理河西商贸的成绩。

隋炀帝随即问起裴矩下一步的措施。

裴矩称西域诸国早就有意与隋朝通商，只是位于祁连山南侧的游牧部落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

现在必须要打败吐谷浑，才能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各国与隋朝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交往。

裴矩回到张掖后即代表朝廷召集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和洛阳的邀请，并对外交与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第二年，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几个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隋炀帝一起祭祀恒山。

同年，裴矩成功游说河西走廊北侧的突厥人铁勒部，使其南下对吐谷浑发起了进攻。

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东逃到了今天的西宁。

公元609年初，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并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西巡途中，他还要御驾亲征，以彻底消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这个开先河的壮举，让朝野为之震动。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而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公元609年三月，即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隋炀帝带领大军，在这里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隋朝大军势不可挡。

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仅有几十人跟随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到了青海湖边。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在出征途中，隋炀帝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诗中品读到当时隋炀帝的万丈豪情。

战役结束之后，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这四郡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

这一场胜利，也使得围绕西域博弈的天平，彻底倾向隋王朝一边。

西巡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下一站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各国的王公使节们正在那里恭迎旗开得胜的隋炀帝。

当然。

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

现在，只要穿越祁连山的一个山隘，就可以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张掖。

这正是当年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这个山隘叫扁都口。

公元609年六月初八，借着大胜吐谷浑的好心情，隋炀帝的西巡大部队，进入了这条古道。

尽管六月的洛阳，早已是一片盛夏气象，但祁连山深处的六月，气候捉摸不定。

隋炀帝的随从和那些后宫嫔妃，对高原上如此严酷的寒冷显然估计不足。

就这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近一半官兵与隋炀帝的后宫佳丽被冻死，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

3天后，隋炀帝一行终于在经历了对吐谷浑的大胜和突如其来的风雪这一喜一悲之后，艰难穿越扁都口，来到了张掖的焉支山下。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整个张掖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群延绵数十里。

这样的景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千多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2010年4月30日。

上海世博会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此次世博会上．与敦煌莫高窟一起被“搬入”甘肃馆内的还有1400年前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的这场万国盛会。

追溯历史，世博会最早的发源地也许就是在这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将近10个月。

这是隋王朝西部战略的顶峰。

也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张掖贸易盟会结束后的第二年，隋炀帝批准开放了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业五年的那场盟会，既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大隋迅速由盛转衰的开端。

一连串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令隋王朝恰是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爆发了隋末民变。

公元618年，仅仅做了十四年皇帝的杨广被叛军所杀，隋王朝被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取代，它就是大唐。

而这个帝国的建立者，正是杨广的表兄李渊。

李渊为自己短命的表弟选了“炀”作为他的谥号。

古代《谥法》说：“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

”自此，隋炀帝杨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

公正地说，正如“大业”这个年号，杨广一生短短十四年的帝王岁月，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运河、开疆拓土、经营西域、重开丝路，奠定了大唐帝国兴旺繁荣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急于求成，不恤民力，耗尽了国力，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正如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裴矩，这位历经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离开了人世。

他为之呕心沥血创作的《西域图记》，也在纷乱的时代中流离失散了。

然而，裴矩为中原王朝开拓的西北战略，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

（七） | 敦 煌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

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

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

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

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

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

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景长久，遇荒年战乱亦盼望能摆脱苦难，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继而转向柔和丰腴，色彩逐渐细致艳丽，构图愈加大胆，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供养人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

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1908年2月24日，查尔斯和伯希和及另外两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长达1700余米的岩壁上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其中南区近500个洞窟，每个洞窟中都有彩塑，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伯希和和查尔斯进入今天被编号为220窟的洞窟时，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很快，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36年后，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220窟北壁瑞像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色彩艳丽、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对220窟主室四壁壁画进行了剥离之后，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显露出了场面宏大、人物传神、瑰丽无比的初唐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面孔和手臂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但当220窟的初唐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地下歌伎舞伎身姿翩跹。

在石窟的北壁，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维摩诘的经典故事，场景中的人物个个神情生动，姿态得体。

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供佛的舞蹈者、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奠高窟220窟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被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220窟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而令人费解的是，大画家阎立本身在长安，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220窟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

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

地处西域门户、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

原本“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

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他想，与其在长安城做一个没有名气又不受重视的小小画匠，不如到远方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机会做更大的事业。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

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唐帝国大军在大帅侯君集率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

李工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着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

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有人觉得把神佛画得如此具有世俗感是对佛的不敬。

但更多的人很喜欢这种华丽的风格，神佛就像长安城中的时髦人物，令人备感亲切不久，李工接到了当地大族翟氏出资的一项重要工程。

翟氏家族是敦煌的望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

这些来自中亚粟特九姓或迁自陇西的翟氏于唐初发展为敦煌当地的士族。

他们十分重视儒学，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需要李工和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

在古代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他们被称作“打窟人”，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的一些殿堂、窟檐、楼阁等土木结构的建筑，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然后，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

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再用泥土来塑型。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雌黄的黄色、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流淌出来，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观察了石窟的四壁，向石窟负责人道弘建议，是不是按照长安的粉本样式来绘制翟家窟？

这样，一定会给敦煌带来最能代表大唐风格的壁画，这也是李工愿意留下来的目的。

看过李工的草稿之后，道弘完全赞同他的建议。

他们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在洞窟东、南、北壁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中原长安的画工们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敦煌石窟艺术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从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所说：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磨炼多年的帝王形象。

30年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被世人尊为“神品”。

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

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

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古代文物5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离开了敦煌，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八） | 会 盟公元124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所向披靡，抵达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使节前往蒙古汗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进行和谈，恳求蒙古军不要再继续进攻，并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大军的脚步。

但，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同样强大的蒙古人，一个年过六旬，名叫萨班的藏族老人带着他的两个侄子踏上了漫漫旅途。

他们希望促成吐蕃与蒙古的一次和谈，也希望自己笃信的佛教可以影响对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

在萨班这次出行的27年前。

公元1218年，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宏大计划。

在此后的7年中，他率领20万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蒙古帝国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欧洲人惊恐地将成吉思汗形容为“上帝之鞭”。

班师回朝的第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向河西走廊发起了总攻。

他计划通过这条走廊，先打下党项人建立了近两百年的西夏国，继而直捣中原。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西夏终于坚持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代天骄却因坠马受伤不治而意外离世。

但是，西夏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西夏失去了战略纵深，迅速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汗位的继任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将甘肃、青海等西夏故地分封给了次子阔端。

由此，阔端成为河西走廊最高的军事统帅，并入主凉州。

这一年，他29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尽管他还年轻，但已久经沙场，手握重权。

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手灭掉了夹在它们中间的金国，形成了南宋、蒙古、大理国与吐蕃并存的局面。

此时，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并未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停止，相反，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征战。

凉州，便是他们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人的主力大军发起了第二次向欧洲的西征。

与此同时，已经剿灭金国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把目标对准了东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南宋。

其中西面一路大军，就由阔端统领。

为形成对南宋的包围，阔端率先攻打四川，但是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蜀地遭遇了顽强抵抗。

于是，阔端决定先灭掉西南的大理国。

之后借道进攻陇、蜀。

只是，如果这样，吐蕃就成为了挡在大理国之前的一块石头，阔端必须先解决横亘在蒙古大军面前的藏地吐蕃势力。

公元877年，由松赞干布建立，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因内乱土崩瓦解。

此后，吐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由不同的宗教教派管理，主要有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

此时，蒙古人崛起了。

藏区的教派或多或少都和蒙古帝国保持着纳贡的关系。

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不再向蒙古朝廷进贡，彼此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

公元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尔达率一支蒙古骑兵作为先锋军进入西藏。

多尔达的蒙古骑兵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此后在拉萨驻留近两年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多尔达开始与当地政教首领频繁的接触，并对吐蕃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重新陷入分裂割据。

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吐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

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

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

公元1241年。

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突然病逝，进攻南宋的战事停止，阔端被迫从四川撤回到了河西走廊。

多尔达也同样率军撤离藏区。

经过这几年，多尔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吐蕃的各派虽然都信奉佛教，但互不统属，况且，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气候恶劣，即使单凭武力征服之后也很难驻军戍卫。

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吐蕃的政教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建议阔端放弃武力，改用和谈。

开明的阔端看到这封信后，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决定，就在自己的封地凉州与吐蕃会谈。

萨班，萨迦派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

公元1206年，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削发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努力钻研诗学、韵律、医学和历法，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萨班个性鲜明、非常自信。

他讲述词文，无人匹敌。

1243年，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为金字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后藏地区的萨迦寺，当面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深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阔端的邀请，远赴凉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他的凉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

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将从此启程，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1244年春夏之交，萨班一行从萨迦出发经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整整走了两年才于1246年8月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来到了凉州。

萨班抵达时，凉州归于蒙古汗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人中原的唯一通道，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

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凉州，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在萨班到凉州以前，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

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公元1247年1月，阔端从漠北和林回到凉州。

毫无疑问，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

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跟随在自己身边，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藏族习俗，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

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睿智而淡定，不卑不亢却充满诚意。

阔端说：“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前来，是眷顾于我。

此情吾岂能不知！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思巴：“你害怕吗？

”少年八思巴看着阔端回答道：“不怕。

你的样子很凶猛，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

不过护法神总是护佑受苦受难的生灵。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公元1247年8月。

凉州城外的幻化寺戒备森严。

经过反复细致地磋商，双方议妥了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方面的条件。

发生在公元1247年河西走廊上的这次会谈总体过程很顺利。

阔端表示愿意皈依佛教，而吐蕃地区则归于蒙古政权统治。

与此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吐蕃政教事务。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班随即向藏区吐蕃各派发布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这封《致蕃人书》的长信中说：阔端励精图治，愿有益于天下各部族人民，用意甚善；蒙古军队众多而战术精良，西夏等部顽固抵抗先后覆亡，而和平归顺蒙古的维吾尔人却得到了诸多利益。

奉劝吐蕃各派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蒙古汗王的条件，遵从汗王的命令与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

这场发生在七百多年前河西走廊上的会盟，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大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次关乎和平的会盟让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杀戮，而且还结束了藏地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萨班与阔端也为此后青藏高原纳入元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对蒙古人来说，萨班的凉州之行还具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义。

萨班希望，他能把藏传佛教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也是他的使命。

于是在会谈后，他决定留在河西走廊。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

成吉思汗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各种宗教作为信仰。

道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被接纳，但萨满教一直居于众多宗教的首位。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事实上，当时这些宗教只是被蒙古人用来为战争占卜与祈福。

他们从不遵守教规的要求。

当藏传佛教出现后，蒙古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

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更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这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的大门。

因此，萨班的凉州之行，不仅举行了成功的会谈，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契机，让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此时，被萨班从西藏带来的两个侄子正在渐渐长大。

关于萨班为何要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到凉州，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质说。

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习惯于先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然后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另一种是继承说，萨班动身来凉州的时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生怕再也回不到吐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将萨迦派的权力移交给自己家族的人，并能够依仗蒙古汗国的扶植让萨迦派统一藏地全境。

萨班圆寂前将萨迦派教主之位传给了八思巴。

这一年，八思巴17岁。

他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

他将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凉州会谈的5年之后。

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

时年70岁。

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边按照藏式佛塔的形式为他建造了灵骨塔一座，后人称它为白塔。

此后，幻化寺便改名为白塔寺，并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今天，藏式白塔已经遍布全国，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对于十三世纪生活在高原深处的萨班来说，能如此高瞻远瞩，除得力于渊博的宗教知识外，还与他早年到尼泊尔的游历有关，对世界格局与政治的洞察力都让他的凉州之行功德圆满。

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福祉。

而就在萨班圆寂的当年，已经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也突然离世。

萨班与阔端在同一年相继离世，这让人感到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

公元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王位，结束了自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蒙古内部“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对外征战。

吐蕃问题的解决为蒙古征服大理进而迂回夹击南宋扫除了障碍。

公元1252年，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

随着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蒙古政权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

此时，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

在六盘山下，忽必烈特地请远在凉州的萨班继承人八思巴前来会面。

八思巴的学识让忽必烈赞叹不已。

他还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这次会见后，八思巴回到了河西走廊。

但此次一见如故的两个人所结下的情谊，对八思巴随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公元1256年，八思巴离开了凉州，跟随远征大理返回的忽必烈，到了他在草原上新建的开平府。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蒙古王室内部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忽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

公元1265年，已经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弟弟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一萨迦，协助蒙古管理吐蕃。

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藏区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公元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他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

公元1270年，3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除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外，还是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八思巴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跻身中华民族史上伟大藏族政治家的行列，并成为无可争议的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一年后，获得王位的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

青藏高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藏传佛教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并且对蒙古文字创造、哲学、宗教、医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 | 苍 生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

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

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

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

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

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

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

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

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

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

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十） | 宝 藏公元1949年6月。

中国西部的夏天意味深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入攻击线。

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毛泽东指示说：“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

”这个“油源”，指的就是河西走廊西端茫茫戈壁滩上的油矿。

骤然之间，玉门成为大军挥师西进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

、1898年11月，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曾经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闻甘肃各种矿产甚富，自来未经开采。

着陶模拣派妥员，认真踏勘。

毋令货弃野地，转令外人垂涎。

但，遗憾的是，这次奉旨勘查甘肃矿产资源的活动，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向着河西走廊全面推进。

此刻，距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越来越近，而能源成为共和国缔造者极为关注的头等大事。

一野第二兵团的二军四师向玉门方向快速机动。

9月25日，玉门和平解放。

而这里，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特别强调的“油源”——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油矿。

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玉门油田。

1921年，年轻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派遣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的学生谢家荣到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一带进行油田地质调查。

他的到来，成为一个清晰的标志——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穿越了祁连山与河西走廊。

他们是循着古老的历史线索来到这里的。

谢家荣的调查进行得很艰苦。

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清冷荒凉，繁华不再，他们只得借助毛驴，往返于采集点之间。

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

这个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关注。

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

这一等，又是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这让始终依靠原油进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石油资源，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河西走廊。

1937年夏，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的“甘肃油矿筹备处”的一员，40岁的孙建初带队前往玉门寻找石油。

这一次，他们收获巨大。

孙建初在考察队撰写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致极佳的产量。

”并明确建议，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

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井”。

1939年3月，孙建初主持启动了这口油井的钻探工作。

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一号井喷涌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

日产10吨原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截至1949年玉门解放，老君庙油矿共钻探成功44口油井，共生产原油5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

孙建初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1952年岁末，玉门油田和兰州炼油厂被同时列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

5年后。

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建成。

这个油田在万众瞩目中迅速成长壮大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

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努力，玉门油田总计勘探并开采的17个区块资源总量9.56亿吨。

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河西走廊中段，距张掖市西北13公里的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古代冶炼的历史遗迹。

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河西走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自主的冶炼活动。

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阵列就是当年河西走廊冶金工艺的最好注脚。

但，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先民采挖矿石的地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急需大量钢铁支撑建设，寻找铁矿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

1955年夏季，西北地质局编号645的地质队连续派出两个分队进入祁连山寻找铁矿。

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工业先锋。

地质队员们先是在藏族牧民柴昂阿莱什登带领下找到了头道沟铁矿露头。

接着，年仅21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生秦士伟带领一个小组冒着严寒和给养中断的危险孤军深人祁连山，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们坚持继续寻找。

终于，秦士伟小组在一个叫桦树沟的山岩上发现了赤红色的铁矿露头带。

那一天是1955年10月23日。

这一年的12月，甘肃省政府正式把桦树沟命名为“镜铁山”。

一个新地名就此在河西走廊诞生。

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匆匆组建的634地质队，在风雪弥漫的12月火速开赴矿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矿会战在祁连山中全面展开。

几乎所有的矿区钻孔都布设在陡峭的山崖上。

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者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较量，从发现铁矿露头到提交给国家一个大型铁矿的勘探报告，他们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

代价同样是巨大的。

为了共和国矿山勘探，先后有11名年轻的地质队员献出了生命。

1958年1月。

国家冶金部在酒泉城以西22公里的戈壁滩上确定了酒泉钢铁厂的选址。

一座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工程随即展开。

7年后，1965年，一个因铁矿而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在河西走廊上正式诞生，因为靠近古嘉峪关城，它被命名为——嘉峪关市。

就在镜铁山勘探进入尾声的时候，来自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缘的一个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中国。

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汤中立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工作。

1958年10月7日，已经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来到永昌县河西堡，一个生活在永昌当地的老乡拿着一块泛绿的石头找到地质队来主动报矿。

这块被地质学术语叫作“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汤中立的特别关注。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

河西走廊上的这次重大发现，是上天的恩赐。

镍，一种银白色金属，由于它具有良好延展性和稳定性，难熔耐高温，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因此是—-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被用来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广泛用于雷达、导弹、坦克、航空与航天器、原子反应堆等军工制造业。

1958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镍矿勘探会战在河西走廊的龙首山下旋即展开。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与起伏不定的祁连山北缘地带，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亚于紧随其后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

但，起初的收获却令人失望。

7年后的l965年，被命名为“金川镍矿”的第一和第三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勘探同样证实是规模有限的贫矿。

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地质勘探者面临抉择。

此时，汤中立受命主持编制金川二矿区深部找矿的设计方案，计划打一批深度四五百米的钻孔，找岩体深部的矿体。

其中在12线ZK22孔的钻探施工中，汤中立执拗而倔强地顶着巨大风险一再修改530米的原定深度，深入挖掘，并更换了一台千米钻机施工，终于发现了深部岩枝中隐藏的富矿体。

最终的勘探报告显示，发现的镍矿矿体厚度达到358.16米。

这次惊险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对祁连山地质探索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地质勘探界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且，这份最终勘探报告所涉及的矿种远不止铜镍这两类。

其中，铁、铬、铜、锌、萤石、水晶和铀等38种矿产蕴藏丰富。

金川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复合型超级铜镍矿床。

这里就是金川的人造天坑——露天开采镍矿坑。

在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后，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一个长1300米、宽700米、深310余米的椭圆形矿坑。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的一大记忆景观。

如果能利用河西走廊地区每年一半时间的风量，发电量就能达到约40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用电总量。

1952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日。

天水到兰州的铁路通车。

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就在这一天，兰州至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

建设穿越河西走廊、连接新疆的铁路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钢轨穿越河西走廊甘肃、新疆交界的红柳河，进入开阔的西域。

四年后，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

这条铁路东起兰州西站，向西跨黄河，穿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马鬃山南麓西进，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再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过“百里风区”及吐鲁番盆地北缘，在达坂城穿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

河西走廊没有铁路的历史，至此永远结束了。

此时，距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开通，已经过去了86年。

又过了28年。

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

2014年岁末。

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交通战略的变革在21世纪尤其显得意义非凡。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的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輩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也必将肩负起更多使命。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

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楔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绵延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丝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沧桑岁月。

2013年9月，瓜果飘香之际，习近平主席来到中亚，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到一个月，在椰树芃芃的东南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